反观吴印咸的作品,《马路天使》和《骆驼祥子》成为他纪录电影风格以外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吴印咸还是迷恋艺术电影的,不然就不会有晚期的《骆驼祥子》出世。笔者以为,吴印咸在构建延安纪录电影学派中发挥了第一位的作用,他受到了荷兰纪录电影大师尤里斯.伊文思的影响,另外也不可否认袁牧之对于风格建构的核心作用。
吴老离开我们已经大约十五年了,不禁有些怀念,不得不找出吴老的早期作品《马路天使》过过眼瘾,顺便追随院长的视线(实际上在用摄影师的脑子想问题)找寻赵丹老师的过去(实际上这部电影笔者已看过多遍)。这时吴老的摄影手法完全没有新闻纪录的味道,反而美学意味尤其彰显,他对光源的处理很是恰当,灯光和日光的运用自然而协调,摄影笔调足见其深厚的美术功底。然后又翻到了《南泥湾》,在纪录片走向末路的今天中国电影市场,看到这样一部影片无比激动。《南泥湾》是吴老任职中国电影局顾问期间的作品,其中自然有吴老延安学派的风格。吴老当了官,却放不下自己热爱的摄影,或言摄影事业
吴印咸(1900——1994),老一辈革命家、电影摄影和摄影艺术家,中国电影摄影、新闻纪录摄影教育体系奠基者。。
吴印咸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一位教师的家庭,一九一八年考取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西洋画和照相。毕业以后回到沭阳,在沭阳师范和沭阳中学两所学校任教,期间不断参加一些进步活动,遭到当地土豪劣绅的打击。一九二六年吴印咸在当地革命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无奈辗转上海,参加了同学开办的“艺海布景公司”,画舞台布景和照相馆布景。不久,他又加入了朋友的“红灯笼照相馆”,聘请为摄影师,没有工资,只管吃饭,给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一.二八事变爆发,照相馆被日本人捣毁,吴印咸再一次失业。
吴印咸的年轻时代是坎坷的,面临着生活上的青黄不接和怀才不遇的痛楚。也许正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之后,通过美专同学许幸之的介绍进入天一公司任职,担任布景师,这也是吴印咸的第一次和电影结缘。直到电通公司成立,吴印咸才当上了摄影师,拍摄了其第一部作品《风云儿女》,后来又拍摄了《都市风光》。电通公司被迫倒闭以后,他进入明星公司任职,拍摄了由应为云导演、袁牧之主演的《生死同心》,接着拍摄了在中国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马路天使》。一九三七年,他离开上海去太原西北电影公司,因七.七事变发生,无功而返。
一九三八年,吴印咸经袁牧之的介绍,找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欢迎。一天,周恩来总理派人告诉他有一位外国友人送来一架电影摄影机,要他傍晚到汉口去取。他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在黑暗中接过了埃姆摄影机和数千尺的胶片,因为汉口的白色恐怖很严重,他们并没有交谈。后来才知道,送摄影机的正是国际知名导演尤里斯.伊文思(荷兰纪录电影大师,生于两代摄影世家,一九三八年经香港来到中国武汉,拍摄下了抗战时期的中国环境,即《四万万人民》),他拿了这台机器,又拿了八路军办事处出钱买的一台16毫米机器与一些冲洗药品,和袁牧之一道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从荷兰纪录电影大师手中接过的不只是冰冷的机器,还有吴印咸将要从事的事业:纪录电影。
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长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终于没有完成,一九五零年中苏合拍的《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两部纪录片中曾用到其中的片段。以袁牧之、吴印咸等为主体的延安创作团在艰苦的实践中形成了延安纪录电影学派,笔者以为,延安纪录电影学派的形成不无尤里斯.伊文思和他在武汉拍摄的《四万万人民》的功劳。
一九四五年十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东北电影公司,一年后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由袁牧之任厂长,吴印咸、张新实任副厂长,摄制了大量的新闻纪录片,之后转向木偶片、科教片、译制片。延安制片厂后并入东北电影制片厂,主要摄制一些新闻纪录片。延安纪录电影学派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间的电影,如后来的《地道战》、《南征北战》、《保卫胜利的果实》等。
应该说是尤里斯.伊文思传入了纪录电影这一观念,尽管尤里斯.伊文思没有和延安创作团进行交流,但他所做的事在无形中感染和支持着他们。另外,也是当时战争环境的产物。当然,还离不开创作者的再创造。几乎以后所有关乎战争的优秀作品都被它所影响到了,包括最近的战争主旋律电影《集结号》,纪录片电影的影子尤其明显。
解放之后,吴印咸参予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创建,担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摄影系主任职务。任中国电影局顾问期间,拍摄了多部影片。想起一首诗,一九八一年中共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方毅送给吴老的:皑首登黄山,奇松万仭间,沧海观日出,一醉抱云烟。无需多言,这正是对吴印咸老先生一生的写照。
在祖国六十华诞之际,让我们记住这位老革命家,曾经用摄影机纪录过那段中国抗争史的艺术家;同时向尤里斯.伊文思先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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