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流泪：
因为我多算人家一毛钱
我母亲就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但是我觉得她是有远大目光的人。我可能也受父亲的影响，父亲是读过私塾的人，是有文化的人。我记忆很深的就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个时候家庭生活很贫困，我的邻居有一个小伙子买了《中国通史简编》五册，大概是五块钱，那个时候五块钱真是不得了的一笔大钱，这个小伙子他家里没钱用了，问我要不要书，我回家跟我母亲商量，母亲说“你能保证读吗？”我说：“我保证看。”她说：“那好，就买了。”后来我当兵的时候，这套书一直背在身边，我那点最初的历史知识都是从这套书上学到的。再就是我要买纸、买笔、买墨水啊，她从来不会阻挠的。
我是姊妹四个，我大哥、还有两个姐姐，我是最小的。当时我们是个很大的家庭，叔叔他们家也没跟我们分家，上面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堂兄弟们，我们家是一大群人，家里最多的时候十三口人，十三口人住着几间小房子，那种拥挤啊，那种吵闹啊，但是我母亲就是忍辱负重，她是长媳嘛，上边有老下边有小，关系很难处理，所以她就带头，非常地勤劳、任劳任怨。所以我说母亲身上体现了中国妇女所有的美德，当然很多人都会这么说自己的母亲。
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叫《卖白菜》，1969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家就种了大概很少几棵白菜吧，当时为了换一点零用钱过年，就要把三棵白菜卖掉。卖白菜的时候有一个很挑剔的老太太，嫌这个白菜外边的帮子太多，一层层地给扒了，然后称的时候，要那个秤杆很高很高的，后来终于买了一棵小白菜，然后让我算账，当时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算错了，当时算术也不好，后来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我母亲很懊恼，说：“为什么要多算人家老太太一毛钱？让人找回来，很多人都在说，我非常难堪。”我母亲说让她感觉到极大的耻辱，这个儿子竟然多算人家一毛钱，赶快给人家赔礼道歉，那也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这件事给我印象非常深刻，长大以后，经常会想起来，想起来内心就很沉痛，因为母亲从来很少流眼泪，她是很坚强的女性。因为这件事，因为儿子这种恶劣的行为，让她的自尊受了巨大的伤害。我看后来的很多中学语文课本，都把这篇散文收了进去。其实是关于一个孩子从小教育的问题，一个道德的问题，关于做人的一些基本的准则。我想母亲也未必能够说出多么深刻的道理来，她说你这个事你做得不对，你不能多算人家的，你买卖不成仁义在，你可以不卖给她，她扒白菜帮子你可以骂她，不卖给她就是，但你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多算她一毛钱。
父亲最大的遗憾：
始终没能入党
父亲是读过私塾的人，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年龄大一点的人都会知道，农村当时阶级斗争的状况，什么地主、富农、富裕中农、贫农、中下农等等，过去就是家里越贫困，成分越低，那么在社会上政治地位越高。像我们这种富裕中农家庭，就介于“敌人”跟“自己人”之间，在这样一个阶级成分里，我父亲一直担任着大队的会计，那时候一个村子里能算账的人很少，地方的大队会计都是脱产的，而我父亲一直是非常卖命的工作，三十多年来，从来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做这个会计的工作，而全高密县的生产大队的会计都是脱产坐办公室，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父亲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干活那叫一个卖力，他曾经也有一度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因为他的爸爸，就是我的大爷爷是地主，所以他也没加入。所以我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忠心耿耿地为共产党工作，甚至不惜身家性命地向党靠拢，可始终就没有当上一个共产党员。父亲的严明方正在村子里也是有口皆碑，我们对他也是敬畏大于亲近。
我小时候特别怕我的父亲，包括我的哥哥、姐姐都非常怕。因为他在外面应付着整个社会，回家的时候他筋疲力尽，情绪极其恶劣，外面忍气吞声、受人辱骂，还得不断地卖力干活，受了最大的屈辱，而回家又不可能对我们说什么，再像现在的父亲一样，呵护女儿、呵护儿子，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完全理解父亲，那我们对他就是敬畏，能躲就躲。我就记得小时候，当我正在调皮捣蛋，有人说：“你爹来了。”我就立刻被吓得全身僵硬、汗如雨下，好长时间才能回过神来，就怕到这种程度。但慢慢地我父亲也讲，虎老了不咬人了，老虎老了也会变慈祥了。随着后来社会的这种环境逐渐变好，政治阶级斗争慢慢地淡化，社会上以出身欺压人的现象也越来越少，物质生活也逐渐改善，父亲的情绪也是越来越好。后来到了晚年，他经常给我讲很多的故事，讲战争啊，讲他亲身经历的一些历史事件，爷爷奶奶的，大爷爷大奶奶的，母亲家族的，这些也都成了我写作的宝贵素材。
后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开始写作《红高粱》之前的时候，他和我讲游击队天天打仗，因为使用的手枪，我们叫驳壳枪，由于打得子弹太多发热了，枪筒都甩来甩去，都甩长了。当然我知道这是一个绝对夸张的细节，枪筒会发热，甚至会打红枪筒，这个都是可能的，不可能驳壳枪来回甩动，把枪瞄子、枪筒都甩长了一寸。实际上人就是多个侧面的，我相信父亲也有这种天性幽默的一面，但就是在那个社会里压抑着没办法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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