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争议”在诺贝尔奖历史上是反复出现的现象。谢尔说，“也有很多人对我们的选择很失望，可是在将来，也许他们就会认识到我们选择的价值。我可以举个例子，196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中有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诗人奥登，但最后的选择是戏剧家贝克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格林和奥登一生都没得到诺贝尔奖。”
1978年，格林又与辛格PK，那时候的辛格几乎没人知道他，他是用意第绪语写作的犹太作家，“而我们给辛格颁奖之后，他的作品很快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都有读者，这就是很好地利用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平台的例子。而对于格林，他已经很有名了。”“有人说，要过很多年后才能真正评价我们的选择，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我们在每个年代的选择都是很好的，把这个作家和那个作家比较，把这部作品和那部作品比较，这都是不公允的。有人说，我们只把文学奖颁给那些老人，可是我们也常常颁给一些相对年轻的作家，把一些作家介绍给全世界，比如莫言，当然我们也会错过一些很伟大的作家。也有很多作家，他们是在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创作了更多优秀作品，比如叶芝、托马斯·曼。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我对福克纳特别感兴趣，他是1949年拿到文学奖，可是在此之前，没人听说过他，甚至可以这么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发现了福克纳，然后介绍给了美国读者。而在之后的几十年中，福克纳影响了那么多伟大作家，包括马尔克斯、托尼·莫里森，以及莫言。” “在以前，在很多地方没人知道莫言，但现在不是了，他拥有了世界名声。”
争议不只是会在中国发生，在瑞典，很多人，很多媒体也都喜欢骂瑞典学院，对于媒体的炒作，马悦然总是开玩笑说：“我又请客了！”
关于瑞典学院
他们很用功也很好玩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瑞典学院的18名院士都是些老头，对这世界正在发生的新潮流并不清楚。但马悦然说，瑞典学院不只有老头，也有女性，也有年轻的院士，“瑞典学院有很多伟大的人，不是有些作家所说的，瑞典学院里是不了解世界的人。有些作家搞不清楚瑞典学院里的状况。”“瑞典学院不仅仅只有作家诗人，还有语言学家，不过我的老师高本汉没能进入瑞典学院，我还是觉得很遗憾。”
院士中的女性成员洛塔很年轻，卡特琳娜是一个很新派的诗人，“卡特琳娜和丈夫租了一个地下车库办各种文化活动，我们也去参加他们的朗读会。”“克里斯蒂娜·隆很有趣，看到她总觉得她很累，说话都会睡着。她是诗人和戏剧家，她是很‘畅销’的瑞典诗人，她出版一本诗集可以卖四万八千册，可是她要养一个小剧团。这个剧团的原团长是我的好朋友，后来克里斯蒂娜·隆继承了这个剧团，剧院只能坐50个人。所以克里斯蒂娜·隆每天都很着急，总是缺钱因为要养这个剧团。克里斯蒂娜·隆总是很焦虑，总是失眠，有一天去看医生终于拿到了安眠药，可是在回家路上经过一座桥，她的包被抢了，‘我被抢了，被抢的是安眠药。’我们对她说，那再去找医生。她说，医生不会相信她的安眠药被抢了。她在那座桥上被抢了两次。她是很容易出故障的人。”
所以院士不仅很用功，很多人都很好玩。院士中有一个被马悦然称为“瑞典的莫言”，“他每天写6行字，不像莫言90天能写一部小说，不过这个家伙每个月就要大醉一次。有一次他坐我旁边，已经喝了一公升烈酒，但看不出大醉的样子。”
有个院士，她选上院士的时候，最烦恼的事情是她从来没有穿过长裙。她当了瑞典学院院士之后，就决定，她的书不给任何出版社出，都自己出，每次印300本，她认为“我的读者只有300人，不需要太多。所以每本书都有编号，第五本是给我的”。后来她的书成了收藏本。而对于马悦然本人，他的妻子陈文芬说，马悦然是一个很会安慰别人的人，“在一个演讲活动上，君特·格拉斯也在，但他显得很焦虑，马悦然跑过去说，跟我来。马悦然知道那栋房子唯一的吸烟地方，格拉斯拿出烟，两个人很开心地抽起来。”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的谢尔，他坦率地说，参与评选诺贝尔文学奖“占据了我非常多的时间，作为评委会一员，意味着你得花很多时间，因为每年有几百本书要读。但我的早上是属于我的，我在早上写作，因为时常前一晚的梦里会显示出你的潜意识，在梦里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而不是遵从理性思维”。
对于瑞典学院这些院士，这个知识群体，马悦然说，有一个传统支撑这个知识群体。
12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马悦然在高密的时候，告诉莫言该怎么穿戴出席颁奖仪式，培尔将演说颁奖词，谢尔会邀请莫言去他的公寓。所有这些故事，他们也肯定都会告诉在“蓝房子”里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中风的托马斯会通过妻子莫妮卡用“是”或“不是”来回应老友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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