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文学课是最基本的精神支撑
采访 | 本刊记者 林茶居 本刊特约记者 安琪
西川 本名刘军,诗人。现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1963年生于江苏省徐州市,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美国艾奥瓦大学2002年访问学者。出版诗集《中国的玫瑰》、《虚构的家谱》、《大意如此》、《西川的诗》,文集《深浅》、《水渍》、《游荡与闲谈:一个中国人的印度之行》、《让蒙面人说话》等,译著《博尔赫斯八十忆旧》(2004)、《米沃什词典》(与北塔合译),编有《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其长诗《远游》被改编为管弦乐作品(郭文景改编),组诗《镜花水月》被改编为实验戏剧(孟京辉导演)。先后应邀参加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1995)、法国巴黎瓦尔德玛涅国际诗歌节(1997)、美国芝加哥人文艺术节(2002)、德国柏林国际文学节(2004)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荷、西、意、日等国语言。
他们让你就觉得上学有意思
教师月刊 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学习经历,往往首先会问“你什么大学毕业的”。今天我们不问你的大学生活,而想先请你谈谈你所受的中小学教育。
西川 小学三年级以前,我是在北京海淀区羊坊店街道七一小学读的书,那是一所海军子弟学校。1974年2月通过考试,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读四年级。这所学校是我作为学生所待时间最长的一座学校,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中再到高中,前后七八半,跨越了文革末期、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等不同的历史小阶段。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那么多事件的发生真可谓应接不暇。小说家余华曾经在意大利的一个活动上对意大利人说过,我活四十多年相当于你们活一百年。意思大概就是这样。
在过去至少二十年的时光里,在我为无数报刊写下的无数简历里,我几乎都没有提到过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不是说这所学校对我不重要。没提到它的原因,一来,诗人、作家一般很少会在简历中提到自己的小学、中学,因为那是简历,就把中小学阶段给“简”掉了;第二,这所学校已经没有了,或者说我曾经生活、学习过的那所“外院附校”已经不存在了,我从没有闹清过它为什么就停办了;第三,连它至少在名义上所依附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也改名叫“北京外国语大学”了。所以对于“外院附校”来说,这意味着双重的不存在。它变成了一座“天上”的学校。它存在过吗?那些现在走动在那个校园里的人们,他们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说到校园,那倒的确还在。开车走三环路,过了苏州桥进入西三环的高架桥路后,如果我稍一走神,就会错过那几幢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灰色矮楼。好多次,当我意识到桥下边就是我的母校,想看一眼的时候,迎面而来的却是“外研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棕色大楼。在原来学校门口的北边,曾经有一家小商店,那是我买山楂丸当糖吃的地方——那时候我每周有一元的零花钱。紧挨着小商店的是一家小饭馆。我的同学没了碗筷就去那里“拿”。说“拿”是好听的。有一回一个同学竟然从那家小饭馆“拿”回了一摞盘子。
教师月刊 有印象深刻的老师吗?
西川 我第一个小学老师姓谭,后来一个老师叫刘畅,他们让你就觉得上学有意思,我特别受益于这一点。四年级时我转学到了“外院附校”,也碰到了一些特别好的老师。我记得有一个地理老师,他给你讲两个国家是不是一样大,他不告诉你怎么量面积,而是把这它们从地图上剪下来,比一下,很直观,你就知道它们是不是一样大了,这样你的脑子一下子就打开了,特别地好玩。
可以说“外院附校”的老师从整体上塑造了我。语文老师的名字我能说上好几个:鲁宝元、林三松、王若谷。他们的才能都远远超出当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所需要的。语文课是我最爱上的课之一,因为在语文课上我可以大显身手:古文背得好,作文得高分。另外还有数学老师、生物老师、历史老师、地理老师,都是我所喜欢的。我们的外语老师,放在现在,都不逊于大学教授。我们当时所用的各种语言教材,全是老师们自己编写的。最早教我们英语的老师叫张永彪,一口纯正的伦敦音,曾经参与许国璋英语教材的编写,他不是教授谁是教授!我们从小就有外教。有个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学生叫马克·塞德尔,他是文革结束以后最早一批美国来华留学的一个,他给我们上过口语课。2002年我去美国参加“国际写作项目”,在欢迎仪式上极其意外地遇见了马克,他已经是国际法教授了。他兴奋地对周围的人说:“看呐,看呐,我当年的小学生现在已经成大作家了!”
还有个老师叫邢励生,参加过《汉英词典》的编写工作。教我们英文的时候他也就二十来岁,还没有成家,有时间就跟我们泡在一起。每天吃过晚饭,上晚自习之前,他就来到教室,给我们读翻译小说,英国的、美国的、俄国的、法国的。吃完晚饭我们哪儿都不去,就急急地回到教室听他读小说。这样的老师,在今天的社会环境里,恐怕再也找不到了。从邢励生老师的身上,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那个时代的求知精神,那个时代没有金钱利害关系的那种朴素真诚的师生关系。邢励生老师后来娶了诗人贺敬之的女儿贺小风。他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全班同学都去祝贺。他们的新房就安在教师集体宿舍里,两张单人床并成了个双人床。
教师月刊 除了这些老师,“外院附校”还留给你什么比较深刻的记忆?
西川 很多年以后我回想这一段附校生活,意识到我被这一段生活多有塑造并且多有改变。长期待在一所住宿制学校里,你就得学会独立生活,而独立生活当然会促使你独立思考。这座学校有一个图书馆,在与我同龄的孩子们苦于无书可读的时候,我得以借阅到《李太白全集》、《唐宋诗举要》、《古文字源流丛考》等对我后来的发展不无意义的书籍。可以说,“外院附校”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即使是在那个意识形态强力控制的时代,也能有机会扒开一个小窗,朝外看上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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