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豫的“左”“右”人生

　　编者按
　　
　　2013年1月23日12时49分，著名翻译家杨德豫先生在武汉去世。作为一个著名的翻译家，2009年出版的五卷本《杨德豫译诗集》，集中体现了杨德豫先生的翻译成就。由杨德豫主编的“诗苑译林”在上世纪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有读者称之“有如大漠甘泉，汩汩流入荒芜的心田，造就了一生灵魂可以永远诗意栖息的绿洲”。杨德豫翻译的《拜伦诗选》被老诗人、翻译家卞之琳誉为“标志着我国译诗艺术的成熟”。
　　
　　杨德豫先生的父亲为国学大师杨树达。杨德豫先生一向低调，生平经历及事迹很少见于报章及网络。去世前，笔者赶赴长沙为杨德豫做了一次口述。口述中，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追忆了他与父亲杨树达的复杂感情和难忘经历以及他自己坎坷不平的人生。从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可以看到上世纪知识分子在国史家事中的精神风貌。在杨德豫先生离开我们的时候，本报编发他生前未曾公开发表过的自述，以飨读者，以寄思悼。
　　
　　杨德豫
　　
　　1946年秋至1949年2月，先后在中央大学、清华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系肄业。1949年2月在北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142师、48军、华南军区、中南军区、广州军区的报社任编辑。1958年下放湖南大通湖农场。1978年调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任编辑，1990年调到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离休。译著有《朗费罗诗选》、《拜伦抒情诗七十首》、《湖畔诗魂华兹华斯诗选》、《神秘诗！怪诞诗！柯尔律治的三篇代表作》等。1996年，《湖畔诗魂华兹华斯诗选》(中译本)荣膺首届鲁迅文学奖彩虹奖第一名。
　　
　　在家学中成长起来
　　
　　我生于1928年戊辰年，属龙。我是在北平师范大学第二附小念的初小。小时候，我的兴趣本来是美术，喜欢画画。当时，我父亲杨树达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主要是搞语言文字学，研究《汉书》、《春秋》、《论语》等。他把我的兴趣向诗歌引导，从小就教我念《诗歌易读》、《唐诗易读》、《唐诗三百首》，等等。我上二三年级以后，父亲开始教我学《论语》，一共20卷从头到尾学完了，我当时才八九岁，不愿意学。但是我父亲很严厉，我不敢反抗他。
　　
　　对于《论语》，我唯一感兴趣的是带故事性的，我基本上都背了下来。对于书中的说教，我就不感兴趣了，有些也能背，可是很反感。而且我从小有点犯上作乱的思想，有点反骨。解放以前，我激烈反对国民党，解放以后又当了“右派”，大概都与这有关。直到现在我还有反骨，粪土当年万户侯。
　　
　　1937年5月，我祖父病重，我父亲从清华大学请假回长沙照顾他。过了两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我父亲叫我们都回长沙去。七七事变以后，北大、清华、南开就联合起来到了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接着又到南岳衡山，后来又搬到云南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此时，80岁左右的祖父病情很重。我父亲为了照顾我祖父，就接受了湖南大学的聘书。于是我们全家就在辰溪住了7年，一直到抗战胜利。
　　
　　在辰溪，湖南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办了小学，由湖南大学的学生当老师。我的学习也不怎么好。1940年高小毕业以后。因为我从小身体很弱，多病，父亲不放心让我到沅陵上美国教会办的雅礼中学，而辰溪根本没有中学。他就请中文系的学生教我初中课程。我记得，教我初中数学的是郭晋稀，教我初中英文的是吴金庠。
　　
　　吴金庠的英文水平很一般，可是他有一个很严格的办法，就是每篇课文都叫我背。我的英文基础完全是背书打下的。所以我后来很感谢吴金庠，我是很顽劣的学生，调皮捣蛋，不认真学习，如果不是他教我，我英文底子根本就没有，考大学我就不会考外文系。
　　
　　1938年在宁乡的时候，小学课本全部是白话文。我父亲不大喜欢白话文，他就买了民国初年出版的全部是文言文的初中语文课本，一课一课地教我。所以我文言文的基础从那时候打下来。我父亲教我写旧体诗词，让我学平仄，对仗，我写了一些，无病呻吟，毫无诗意，毫无价值。有几句我父亲很欣赏，写在他的回忆录里面。
　　
　　同时，我也爱看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学作品，包括鲁迅的书，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的小说，曹禺的戏剧，冰心的散文，特别是爱读白话新诗，自己也学着写。1941年至1942年之间，我曾在沅陵《中报》上发表过一些新诗、散文和旧诗。发表新诗和散文用的笔名是“新潮”，旧诗用的笔名是“旧潮”。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当然是毫无价值的劣等货色。
　　
　　1940年小学毕业两年之后，虽然我完全没有读过初中，却于1942年以同等学历考上了湖南大学自办的云麓中学，成绩还很好。我在高中3年，也是调皮捣蛋的学生，不太守纪律，上课瞎胡闹。
　　
　　1945年7月，高考开始了。我当时好高骛远，看不起湖南大学，认为湖南大学是三流大学。在填志愿的时候，我选填了西南联大，我父亲就不准，一定要我考湖南大学。我在父亲的命令下，勉强填了湖南大学历史系。在湖南大学历史系就读的一年里，我只上两个人的课，一个是很有名的政治学家李剑农的政治学课程，还有一个是曹廷藩教授的地理，他的政治思想很进步，地理教得很好。
　　
　　湖南大学教国文课的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曾经做过北京某大学校长的熊知白。我不上他的课，因为他讲得不好，而且我思想比较左，认为共产党好，国民党不好，而熊知白却反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我在作文中批评美国，同情苏联，他就给我改。我在作文中说，苏联想让中国成为它的盟友，他把“盟友”改成“鹰犬”，我就很反感，觉得他是反动教授。
　　
　　他在课堂上讲，有人自认为了不起，有家学渊源，课都不来上。我父亲就批评我不上他的课，我说他教得不好，我不愿意在这个大学上课，我不愿意读湖南大学，不愿意读历史系，不愿意听这些课。有一次我和父亲争吵得厉害，我哭了起来，我说：“让我念湖南大学是我的耻辱。”我父亲很生气，说：“湖南大学是你的耻辱，那我在湖南大学教书也是耻辱了？”
　　
　　“参政”：
　　
　　中央大学的学运积极分子
　　
　　1946年的夏天，我下决心去考清华或者中央大学，可是湖南没有考区，武汉有考区。我父亲不准我去，一分钱不给。我母亲就偷偷把她的一些首饰给我，我的大姐也把她的零用钱给我，我用她们的钱凑足了到武汉的路费和生活费。
　　
　　考清华的时候，国文考试就是一篇作文，每个学生都带着毛笔和墨盒，我事先准备不好，墨盒的墨干了没发现，我的旁边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同学，我跟她说：“我的墨盒干了，你把你的墨盒放在中间我们共用行不行？”监考的人就认为我交头接耳作弊，悄悄记下我的座位号码，把我的试卷作废。
　　
　　清华大学没有考上，我就想考中央大学。但是，中央大学考试时间迟一个月，一个月的生活怎么办？我的钱很少，就找我父亲的两个熟人借了一点钱。但是，这点钱维持生活很困难。我住的都是最差的旅馆。后来连旅馆都不敢住了，住到了可以免费的暑期训练班。吃饭也在最下等的饭店去吃，很不卫生，因此我得了痢疾，一直几十年，我现在还有慢性结肠炎，就是那时候留下了病根。
　　
　　回来后，我父亲还是怪我，说：“不要你去你要去，你借的钱还不得我还！”后来，我考上了中央大学外文系。我父亲很舍不得我走，但是，我那时候已经18岁了，有独立意志，他也没有办法。我父亲很爱我们，又对我们很严厉。我走的时候他很舍不得，送了很远，一直送我到灵官渡的渡口。
　　
　　我没有想到，我父亲这次和我是永别。1946年我离开以后，整整十年没回过家，一直到我父亲去世我才回家奔丧。对此，我一直很后悔，觉得对不起我父亲。
　　
　　到了中央大学以后，我变成了守规矩的学生，因为中央大学教授都是很好的，对学生也很严格。我看英文小说，除了用英文写摘要、写笔记、写学习心得以外，还有必读的课本，必读的课外书。可是那一年学生运动闹得很厉害，我也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那时候，毛泽东讲民主自由，成立联合政府，我那时候也很左，觉得国民党坏透了，蒋介石坏透了。1947年1月，在“抗暴运动”中，不但中央大学的游行我参加，金陵大学的游行我也去参加。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的“五二运动”，更是轰轰烈烈。
　　
　　在中央大学，也有支持国民党的反动学生。和我一块从湖南到南京去的就有反动学生。可是地下党也很强大，学生自治会两派竞选，都是左派胜利，右派(三青团)失败。在中央大学，我听过罗隆基的演讲，我很佩服他，在休息室专门找他给我签名。我听过梁漱溟的演讲，也听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中文演讲。此外，还听过马寅初的演讲，学生自治会专门请一些左派的教授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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