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豫的“左”“右”人生(2)

　　雪耻：
　　
　　清华时期的“自由派”
　　
　　我二舅和我的外祖父都在上海，我二舅是国民党经济部的一个司长。我的外祖父在北洋军阀时期，熊希龄当总理的时候，他当过财政次长(相当于财政部的副部长)，还代理过财政总长(相当于财政部长)。1947年暑假我就想到上海去过。
　　
　　我到上海过暑假的时候，清华北大也到上海来招生，我就想要出这口气。去年考清华冤枉我说我作弊，把我卷子作废了，我再来考一次。这次不考一年级，而是考二年级做转学生。
　　
　　我在南京中央大学实际上只读了半年多，有公费吃饭，不要钱。我大哥在南京中国农民银行做事，零用钱他给出，所以不要我父亲出一块钱。哥哥给我的零用钱还不少，我经常去看电影，《魂断蓝桥》、《居里夫人》、《翠堤春晓》、《一曲难忘》那些好片子我都是那时候在南京看的。我考取了清华，当时北方兵荒马乱，北平已经在解放区四面包围之中了，我父亲出于安全反对我去。那时候我也不听他的了，也不要他出路费了，因为我在上海的时候，我二舅妈给了我一笔钱，我用那笔钱买了一些左派的书，剩下的就作为路费。
　　
　　我到北平已经是9月底了，清华是9月初就开课，已经上课一个月了。在清华读了一年半，除了搞学生运动之外，我读书也很认真。有一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叫做民主青年同盟，要我参加，我没有参加。我不是怕白色恐怖，而是因为我喜欢个人自由，不喜欢组织纪律的约束。
　　
　　他们要我参加的时候说有两条，一条是拥护新民主主义，一条是拥护民主集中制。拥护民主集中制就要守纪律，统一听组织安排。我说我同情共产党，拥护共产党，我也希望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可是加入组织都要受组织纪律约束，我受不了。我同班左派同学就说我是liberal，大概就是“自由派”的意思，我虽然没有参加他们的组织，但是他们对我很好，让我编学生自治会的大字报《清华时报》。
　　
　　革命：
　　
　　一线参加剿匪
　　
　　1949年1月底，北平解放。当时准备对北平解放是两手，一手是和平解放，如果和平解放不成的话，也准备打，东西南北四路，东路由48军来打，准备从东路进攻打朝阳门这边。解放后，48军那时候要南下，很缺干部，48军有清华一个姓刘的学生，比我们高几班，他自告奋勇说回清华找一批人来参加48军。我就改名江声参军了，一直到后来去湖南人民出版社之后才恢复杨德豫的原名。
　　
　　2月28日，我去报到。我参加了两个训练班，一个是青年干部训练班，讲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还有一个采通训练班，讲采访、通讯、办党报的一些知识。后来把我分配到142师宣传科。
　　
　　4月24日，48军开始南下。我从北平一直走到江西南部，除了过黄河、过长江之外都是徒步走的，没有坐一天火车和汽车。行军期间，师领导一直叫我锻炼，下到连队班里去，我是师里头的采访员，可是让我到班里去跟战士住在一起，体验基层生活。还有写稿子的任务，行军的时候还要帮战士背枪，编一些快板。
　　
　　过了长江，白天蒋介石的飞机来炸，不敢行军，夜里即便有好大的雷雨也要行军，后来到了江西南部就开始打仗了。后来剿匪的时候我到了前线，那是10月份。剿匪就要去打井冈山，我那时候有个人名利思想，我想解放井冈山这是一个好题目，如果解放井冈山由我来报道的话，可以出点名，我就要求到前线去。解放井冈山，有一个很有名的恶霸地主叫萧家壁，活捉之后，毛泽东都表扬了。因为当年在井冈山他就是红军的死对头，我们48军把他抓住了还得了奖。
　　
　　1950年，中南新华书店出版《老苏区通讯选集》，第一篇就是《回到井冈山》，这是我和其他人合写的。当时有点个人名利思想，想当名记者。我是1950年10月入的团，那时候我已经22岁了。
　　
　　遭难：
　　
　　大鸣大放，被打“右派”
　　
　　1956年，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做了《向科学进军》的报告。我的思想活跃，觉得在部队里干不太合适，我喜欢外国文学，想搞翻译。1956年秋天，我的业余诗歌翻译开始了，开始翻译的是《朗费罗诗选》和《彭斯诗选》。这时，就有点不安心部队的工作。当时不是义务兵制，是志愿兵制，还没有复员转业的制度。毛泽东说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部队中有人就把这个话歪曲成要在部队当一辈子的兵，每个军人都必须树立“永远是战斗队”的思想。我业余翻译外国诗歌，也不受好评，被认为是不务正业。
　　
　　大鸣大放的时候，地方鸣放很热烈，部队没有鸣放，想出气的人就觉得很憋气，要求“鸣放”。由我发起，报社的好几位同事联名写了一篇文章，要求“鸣放”。我们是部队报纸，广州军区领导压制“鸣放”。我把这个稿子投到广东省委的机关报《南方日报》，但上面有压力，这篇文章就没有在《南方日报》刊登。
　　
　　不久，广州军区开了报刊座谈会，一共有二十几个人参加。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政治部主任江峰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倾听大家发言。黄永胜就坐在我对面。会上，我第二个发言。那时我胆子很大，我说：“上级派秘书处的处长来当报社的社长，他说报社最主要的任务是揣摩领导的意图，这完全是秘书处长的语言。秘书处是给领导服务的，就专门要揣摩领导意图，派秘书处长来领导报社根本不对头。”这话一上纲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就是右派言论了。我还讲，报纸可以批评领导干部，我还说报社应该独立负责，编辑记者应该文责自负，这些都被认为是要摆脱党的领导。
　　
　　我被划“右派”主要是两条罪状，一条是写那篇没有发表的文章，说广州军区领导“压制鸣放”；另一条就是在广州军区报刊座谈会上发言。1958年，“右派”处理分成6类，第一类是劳动教养，第二类就是监督劳动。我是第五类，降级、降职、降薪。我原来是正连级，相当于地方的19级，降成22级，工资由原来的120几块钱，降到50块钱。我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开除军籍，剥夺军衔，被遣送到湖南大通湖农场劳动。在此后20年时间里，我有13年半在生产队第一线，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可以说是体力劳改。有两年半是我摘了帽子以后调去农场宣传部办小报，还有4年是在农场子弟学校教书，这6年半可以说是体力劳改兼脑力劳改。
　　
　　翻译：
　　
　　“右派”出书，稿费被扣
　　
　　1958年6月，我到了农场劳动。1959年10月，我那本《朗费罗诗选》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为什么我是“右派”还能出版书呢？这里有一个过程。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信同意出版大概是在1958年春天和夏天之间，军队已经决定划我为“右派”了，还没有下放劳动。我向领导交代，说我业余翻译一本书，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选，投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来信同意出版。领导说：“那不行，你右派分子还能够出书，那不是说不红也可以专吗？”报社就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说：“我们不同意右派分子江声出这本书。”其实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翻译的除了这本《朗费罗诗选》，还有一本是《彭斯诗选》。我把我的译稿寄去了，他们说他们已经另约一个人翻译《彭斯诗选》，由我们两个人合译。我当时还不知道是谁，后来知道是王佐良。
　　
　　报社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寄去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回信了，说：“既然江声被划为右派分子，我们同意《彭斯诗选》不用他的译稿了；可是《朗费罗诗选》他已经译完了，我们再另找一个人要重新译，很费事，而且上面有政策，右派分子如果要出书的话可以改个名字出，那所以他译的这本书我社还是打算出。”报社领导还是不太同意，他们回信说：“我们原则还是不同意出，如果你们实在坚持要出的话，一切责任由你们负。”我听说后，说好，我就换个名字，我的原名是杨德豫，我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说，用杨德豫的名字出，1959年10月，《朗费罗诗选》就出版了。
　　
　　出书以后，我在生产队劳动。这本书稿费是600多元，一分场的书记李信把稿费扣住了，不给我。我就给出版社写信说我没收到稿费，后来一查，稿费确实已经到了农场。我就去问农场领导，我说我有一本书出版了，得了600元钱稿费，给我汇来，可是没有收到。这一问就得罪了他，五一劳动节，开全分场的大会，他这个人没有文化，把李大钊叫李大剑，他说：“有个江声他懂英文，是英帝国主义的走狗，他胆敢造谣，说别人扣他的钱，你们要斗他。”后来也没怎么斗，他自己犯了错误，离开了农场。
　　
　　1962年初，情况好转了，要给我摘帽子了，农场的“右派”哪怕没摘帽子的也不在生产队劳动了，都分到生产队做会计、统计，或者到学校教书，这时才把这600元钱还给我。我在1962年摘了帽子，调到农场宣传部之后，就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了信说，我帽子已经摘了，还是可以搞翻译这东西。他们1962年下半年就给我写信，说要我承担《莎士比亚全集》里面一首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的翻译。本来《莎士比亚全集》想1964年出版，因为1964年是莎士比亚诞生400周年。我用业余时间翻译完了，寄给出版社。他们在1964年上半年已经把校样寄给我看了，但后来没出。当时有毛泽东两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批评得很严厉，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不敢出了。结果，1964年就已经打好校样，排好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一直搁到1978年才出。
　　
　　1978年12月，我被调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当时湘潭大学教授、老诗人彭燕郊找到出版局领导，建议出版一套外国诗歌中译本丛书。那时候我因肺气肿，在疗养院住院。1982年10月我出院之后，出版社把编丛书的任务交给我。这就是“诗苑译林”。这套书先后由湖南人民、湖南文艺两家出版社出版，时间长达10年(1983年-1992年)，共出书51种。1991年，这套丛书获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二等奖。
　　
　　1992年，我离休。

南方人物

主页 > 南方人物 >

杨德豫的“左”“右”人生(2)

相关阅读

频道精选

热点资讯

南方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