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丘惠感造像》
《好太王碑》
明拓（吴）《天发神谶碑》
吉林 王耕
看央视《探索·发现》栏目的纪录片《爨碑惊奇录》，让人惊奇地发现，节目编创人员对楷书演化观之解释，确实令人感觉到“惊奇”，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看上去确实有些离谱。
片中说：《爨宝子碑》是介于隶书和楷书之间，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种书体。编者这样说，也没有什么大错。但接下去又说隶书发展到楷书，应该有某种“书体”作为“中介”，不是一下子就过渡到楷书的。
至此，问题就出现了。在编者心目中，究竟什么样的汉字，才算是真正的楷书？究竟是宋体字，还是法度森严的唐楷？唐楷出现之前，仅隋朝的几十年，智永写下的真书，究竟算不算楷书？钟繇的字算不算楷书？
在中国书法史上，被认定为最早的楷书，是三国曹魏时期钟繇的字。也就是说，中国的汉字楷化，在三国时就已经开始了。如果说，钟繇是汉字楷化第一人，那么他在汉字变革的历史上，地位和秦朝李斯统一小篆、程邈创造隶书一样伟大。
汉字楷化是一股文化潮流，是任何人无法阻挡的，即使钟繇不进行楷化尝试，还会有其他人为汉字发展做出同样的尝试。所以，我不认同纪录片的编导，所谓的在楷书和隶书之间，还有一个过渡的“书体”一说。
汉字书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书写个案。因每个人有不同的书写习惯，每个人有不同的审美倾向，每个时代又有大的文化时尚。在印刷体出现之前，每个人书写的汉字都是个案。即使出现了标准倾向于楷书，和标准化倾向于印刷体的宋体字，这种标准化的字体，在每个人的笔下也会有细微的不同。
如果说《爨宝子碑》是一种风格，这我绝对承认，但是说《爨宝子碑》的字体，是钟繇创造隶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书体，这绝对是一种错误。《爨宝子碑》立于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钟繇已经死了一百多年，王羲之也已去世几十年，楷书的标准化，几乎也已经完成。所以说，《爨宝子碑》书法风格的出现，只能是楷书演化史上的一次“逆袭”。
可以说在王羲之时代，楷书就已经流行，王羲之写了大量的小楷，历史上记载的《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师箴》《洛神赋》等作品。以上作品即使传刻失真，至少在形体上保留下当时楷书的具体样式。流传下来的楷书作品，除了王羲之父子外，还有谢安、东晋文孝王司马道子、王？？、卫夫人、郗鉴、郗超、东晋简文帝、山涛等人的作品。他们的作品风格相似，都带有强烈的隶书笔法，用笔和唐楷迥然不同。其实楷书在王羲之时代，已经是一种日常化了的书体。与东晋相对应的北魏，在同一时代则流行魏碑书体，当时由于北魏佛教造像盛行，大量的佛教造像题记、墓志铭为我们留下了北魏风格的楷书作品。最著名的是《龙门十二品》，而比较成熟的楷书有《元显俊墓志铭》《刁遵墓志铭》《刁惠公墓志铭》《元倪墓志铭》《崔敬邕墓志铭》等作品。把《爨宝子碑》和同一时代东晋书帖，和北魏碑刻相互对比，《爨宝子碑刻》则更接近魏碑风格。和《爨宝子碑》最接近的魏碑作品，当属《比丘惠感造像》、《鞠彦云碑》。《比丘惠感造像》横划两头方笔，这在所有魏碑作品中比较少见。在题记几十个字中，也不乏妙趣横生的点划。比如“父”字上面两点，采用同一条线上，大小不一两个三角形的斜撇。
行文至此，我想纠正一个观念，在普通读者的印象中，提起楷书即认为非唐楷莫属，所有楷书成就最高的当属颜、柳、欧、赵，这是明清馆阁体书风，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据历史记载，在科举时代士子们为讨好考官而刻苦练习书法，在这四种书体间相互淘萃，最后形成千人一面的风格。
其实，不论是颜、柳、欧、赵，还是初唐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他们的楷书在用笔和结构上，都能找到前人的影子，甚至能够找到临摹的母本。任何一种字体，都不是凭空诞生的。不管是东晋南派楷书，还是魏碑体，都属于大的楷书范围。
《爨宝子碑》只是楷书的一种形态，换句话说，应该是“大楷书”范畴中的个案。如果说，《爨宝子碑》是一个“妖异”，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妖异”，在书法史中还可找到其他的案例。
《爨宝子碑》全文300多字，刻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年)，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在云南曲靖县南扬旗田村出土，现存于曲靖县一中校园内。这块碑和它的姊妹篇《爨龙颜碑》，在历史上共同见证了从三国到东晋时期，云南、贵州一带爨氏家族的辉煌。
早在三国时期，诸葛亮率军平定南中地区。《三国演义》中就有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蜀汉经历过多次的征战，才彻底收服以孟获为首的蛮夷。但《三国志》中并没有记录孟获其人，而小说中的“孟获”，即是“孟氏”和“霍氏”两大家族的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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