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黄永玉：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2)

　　世界不会永远是这样
　　
　　“文革”很厉害的时候，有两个外头来的青年拿皮带头打我，我一动不动让他打，两个人一起打了224下。那天是我的生日。
　　
　　南方周末：你1946年去了香港，为什么后来要回大陆？
　　
　　黄永玉：我认为我很左，是进步的，回来才知道自己落后。我想入不入党都没有关系，大家都是左派，回来后才发现分别这么大。那时候在香港有朋友启发我让我入党，问我有什么要求，我不懂，我以为他要让我加薪、提级，我说你不要客气。以后懂事的时候想入，又不要你了。
　　
　　南方周末：一直有个说法是，沈从文给你写信，召唤你回大陆，所以你回来了。
　　
　　黄永玉：他不召唤我，我也会回来，因为我是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的常务理事，是没有办法才到香港的，香港又不是什么好地方。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新的社会，这么平等、这么自由、能够有好发展，怎么不回来呢？
　　
　　南方周末：回来后有过失望吗？
　　
　　黄永玉：没有的，那个时候我看到警察都握手，看到三轮车都高兴，在天安门第一次参加国庆游行，看到了毛主席，我们跟着文艺大军，眼泪流得路都看不见。从来没有考虑有什么失望不失望，为什么呢？我们脑子里面装的东西原来就不多，现在又看到每一个人都这么平等、这么朴素。
　　
　　不叫做失望，就是慢慢发现有一点问题。比如说，我尊敬的一些前辈、好朋友，怎么都变右派了？我了解他们，一起反对国民党、一起斗争的，甚至有的人不怕牺牲生命的，有些人还是老共产党员。就有点怀疑，但是（觉得）一定有我们不懂得的道理在里面，是我们自己无知。
　　
　　我自己的工作很认真，学校也对我挺看重，我也不是延安来的美术老干部，也不是徐悲鸿培养的学生，我一个人到了美术学院，80%的留学生都让我教。
　　
　　当然我还有很多毛病，喜欢听外国音乐、鼓励学生看外国文学、看外国绘画，也养狗、打猎，礼拜六带个帐篷出去露营，这是资产阶级作风，所以要检查。每一个运动来了要检查，不就是认错嘛，运动过去了不还是老样子嘛。批判我的人、提意见的人也跟我一起玩，听我讲音乐、讲文学，还跟着我出去打猎。因为本身其实的确不是个事。你说是不是？
　　
　　南方周末：你那时主要是不理解？
　　
　　黄永玉：“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都不太清楚怎么回事。文学界、美术界、音乐界、戏剧界，上千人，都集中到西郊的社会主义学院去，马思聪、夏衍、田汉……都在里面，然后回原单位接受批判，那个时候都不懂。
　　
　　“文革”很厉害的时候，有两个外头来的青年拿皮带头打我，我一动不动让他打，两个人一起打了224下。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回去衣服都被血粘住了，我爱人拿热布给我敷，哭起来了。她说当时有人叫你不要回来，你都不会相信的。我说不要这么说，世界不会永远是这样的。不是说我有一个具体的信心，人类生活的规律不会是这样的，怎么会永远这样的呢？
　　
　　人这个东西真拿不准！
　　
　　江青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幸好她不喜欢我，要是她喜欢我，把我提拔出来，我说不定会做多少坏事！
　　
　　南方周末：你1940年代到1953年在香港的木刻作品跟1960年代在内地的作品有区别吗？
　　
　　黄永玉：区别很大。在香港的时候是“左倾幼稚病”，表现工农兵。但是兵没有地方表现，就表现工人受苦，自己虚拟、想象的那些斗争、贫穷、老百姓受帝国主义压迫，刻了这么些东西。
　　
　　回来以后也表现解放后的生活、大跃进，上面说什么我们刻什么。说羊喂得像牛这么大，我就刻一个非常大的羊。人民公社盖房子，我就画了一个公社食堂。（亩产）一万斤粮食，小孩可以在（稻穗）上面跳舞，我就刻一张小孩在上面跳舞。我不一定相信。因为我必须要工作、要创作，《人民日报》要登，我就刻。
　　
　　南方周末：你不相信，刻起来不会有抗拒吗？
　　
　　黄永玉：那个时候的群众情绪你现在体会不到。前两年有人说，那你不是帮着说谎？我说，那个不叫做说谎，那是真的兴趣，真的刻出来，明明知道它靠不住。说香山那边一头猪，用牛配它，牛和猪怎么能配种呢？说是配了，猪养得像牛这么大，不用喂，满山吃草，所以我等着看，要是真有，我要去刻一张。
　　
　　南方周末：回来后做木刻，是纯粹任务性的还是有稿费？
　　
　　黄永玉：有的是任务，有的是自己即兴的创作，有的是教学的范本。政府给的任务，也有稿费，比如说《人民日报》，正常情况是5块钱一张，最多是8块，一张要刻好几天、十几天或者一个多月。但是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刻出来了，发表了。也不是不重要，你一个月有这么几张作品发表了，多二三十块钱，还是挺解决问题的。
　　
　　南方周末：你在干校三年，被禁画。1972年“禁画”解除，此后的这一阶段，你做了些什么作品？
　　
　　黄永玉：“四人帮”垮了以后，毛泽东纪念堂后面那一张大的画，很多人出稿子。每个星期二还是星期三，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要开会，就是讨论毛泽东纪念堂的进展，那个画稿老不批准。最后领导就说那你画一张，我就捡地上一张清华大学不用的设计蓝图翻过来画，地球、黄河、长江，然后是山脉。后来胡乔木同志告诉我，他也在场，大家一看就批准了。什么原因呢？它有概括性。我用毛的两句诗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就这样我就开始工作了。
　　
　　南方周末：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开始不写小说了，去做服装史研究。当时你有问过他为什么吗？
　　
　　黄永玉：我相信他对事物的判断力没有这么高明，只是一个天生的珍贵的务本心理：这个我干不了，就挑一样我能干得好的事情去干。这么几十年我同他没有谈过文学，这事怪吧！
　　
　　“文革”后有一天我们和一些领导人在钓鱼台吃饭，我坐在廖承志旁边，他问我，你讲讲看，你怎么和“四人帮”斗争的？我说，我哪还敢跟他们斗争？我才不敢呢！顶多我没有求饶。他说不求饶也是斗争。
　　
　　江青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幸好她不喜欢我，要是她喜欢我，把我提拔出来，我说不定会做多少坏事！人这个东西真拿不准！
　　
　　“胯下之辱一万回”
　　
　　为什么我对那些罪恶的东西怜悯？我站得比他高。
　　
　　南方周末：你年轻时的很多木刻作品，一些前辈甚至不认识的人看到了，觉得欣赏，会主动找你买画襄助，这种情况现在还有可能发生吗？
　　
　　黄永玉：现在老头对年轻人，没有那个时候老头对年轻人这么好。那些老人家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这些老头，像臧克家先生，我刻了几张木刻拿给他，他替我介绍发表，先把稿费垫给我，现在有这样的老头没有？没有了。
　　
　　巴金先生，我到上海住在他的编辑部宿舍，唐弢先生给我到处介绍工作，还介绍给一个资本家的爸爸画像，我画得不像，人家不要，没有办法。现在有这样的老头吗？
　　
　　南方周末：为什么现在没有了？
　　
　　黄永玉：“文化大革命”以后，人同人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我们一家把布票节约下来，买一捆帆布自己做个小帐篷，带着儿女礼拜六叫个小出租车到野外去露营，很太平。现在你敢吗？小心有人把你杀了。“文化大革命”把礼法、社会关系完全破坏了，同时让每个人心里有了一种邪恶的东西，可以随便杀人、欺负人。
　　
　　我三四岁时，1920年代，离城里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蚕业学校，仿照日本的制度，培养学生种桑、养蚕。两层的木楼，有课堂、有实验室，小时候我叔叔在那里教书，我常常跑到那去玩。我离开家乡13年，1950年回去，课堂、黑板、课桌、老师的准备室、柜子里的解剖刀，完全照样，没有人去动过。
　　
　　那个时候老百姓生活这么潦倒、这么残破，没有人想过要拿那些东西去卖或者把房子拆了偷木头。为什么？一直保持着道德标准，不是谁教的，是一种民族优良传统，千百年形成的道德习惯。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可以出去露营，我可以有猎枪，大家都有猎枪，因为不怕人造反。有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才怕人有枪造反。因为人心坏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和我爱人偷偷说过一句话，我说这粒种子会长成罪恶大树的。我挨打了之后，感觉到这里面有一些不正常的东西，是邪恶的。黑妮那个时候这么小，她说：爸爸你别自杀，我没有进过孤儿院，我不知道怎么进。
　　
　　我这个人怎么会自杀呢？抗战八年一双小脚板跑了这么几万里路，死亡见了这么多，我才不会自杀呢！
　　
　　南方周末：你觉得一个社会，是人心道德比较重要还是社会制度更重要？
　　
　　黄永玉：道德是基础，它能够使社会巩固，道德没有了，社会就要分崩离析。我也不太清楚一些问题，比如说没有受过教育的一些人，他拜菩萨也能够管理自己，他拜了菩萨就能够在很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自己管自己——千万别做坏事，会有报应的。
　　
　　南方周末：你信菩萨吗？
　　
　　黄永玉：我相信善、恶。为什么我对那些罪恶的东西怜悯？我站得比他高。要是年轻时候你给我一拳，我起码给你八拳，我打得你半死。我慢慢想通了一个问题，个体不能跟集体打，你可以像韩信那样受胯下之辱，韩信受胯下之辱，辱了一回，我们是一万回。
　　
　　现在的中国会好起来的，因为科学发达了，以前没有想过科学可以使人向善。这是一个进步。
　　
　　南方周末：科学为什么会让人向善？
　　
　　黄永玉：“五四”时期提出一个口号：要科学、要民主，实际上就是一个，要科学。政治上科学化了，就民主了，不能随便要人家的钱，不能贪污，贪污在经济学上是不科学的。
　　
　　今天有了电脑这些东西，你说谁能够禁止外界的消息传进来？过去可以控制，现在是不方便控制，有人想方设法可以看到真实的消息，这就是科学的帮助。
　　
　　潘金莲：爱了，你把我怎样？
　　
　　文化艺术不是这个胜过那个，那个打倒这个，整个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是繁荣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