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贾樟柯属于自己能找到梯子的导演
记者：两位老师一位是著名的大导演，另外一位是著名的作家，两位第一次相识是怎么样的情况，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贾樟柯：第一次相识应该是2010年（第十六届）广州亚运会的时候，我一直是谢老师的读者，他的书，他的文章一直看。
谢有顺：更早。
贾樟柯：更早吗？
谢有顺：我们中大那次对话。
贾樟柯：那次比亚运会还要早。
谢有顺：其实从作品来讲我很早认识贾导，但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刚好邀请他到中大，我们俩有一个对话。
贾樟柯：那个对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记者：是不是《二十四城记》？
谢有顺：对，《二十四城记》刚拍的时候，真的拍好了没有上？
贾樟柯：上影了，应该是泛记录的，然后上映时间很短，市场不是太接受这种电影。
记 者：在你心目中，贾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能不能大概形容一下？
谢有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儒雅、很有思考力的一个导演，我特别看重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观察，包括对艺术的那种自己独特的一种思考，我也接触过一些导演，有一些导演是你给他一个梯子，他可以爬到天上去，但是首先你要给他这个梯子，贾导是自己能够找到梯子，自己能够走出这条路的人，所以我举个例子，我们第二次后来见是在亚运会，我们都被聘为亚运会开闭幕式的创意顾问，当时贾导就提出，我们开幕式能不能有一个创意，就是不要在一个封闭的场所，比如说从外面走进来或者从水上过来，其实后面亚运会在海心沙的那个创意，我觉得最原初的创意就是贾导，后来基本上是用了贾导这样一个开放的概念。
贾樟柯：开放的跟市民接触的。
谢有顺：从水上过来的概念，外面进来的概念，就是说你从这样一个细节上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有自己非常独特思考，能够自己找到一条路的人，很难得。
贾樟柯：坐老谢旁边听他演讲好享受
记 者：贾老师呢，在你心目中谢老师又是一个怎样子的？
贾樟柯：我觉得谢老师我觉得他是一个演讲家，因为特别享受跟他一起做演讲，或者是讲座的时候，我在旁边，因为我们俩对谈嘛，我在旁边听他都入迷了，因为他特别，知识也特别渊博，对文学作品如数家珍的这种了解，我记得有一个观点还是挺影响了我，他那时候说到这种时空的变化，说古人相约来年七八月来看你，或者秋天来看你等等，但是现在网络时代了，可能这样的感受就在我们的生活方法跟诗意里面就逐渐少了，他的这个思想是建立在他的阅读上，对我们都很有启发。
记 者：对两位来说，你们怎么看文学跟电影之间的关系呢？对两者有什么看法？
贾樟柯：因为中国电影，在我接受电影教育的时候是九十年代初，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国电影有过一个很长的时间，就是提到过两次电影的觉醒，一次就是说要丢掉戏剧拐棍，最后是要丢掉文学拐棍，当时这个语境是因为中国电影的确是不够电影化，电影语言的理解，电影语言的使用都不够现代化，而且大多数电影都是有很强的戏剧性跟文学性，但是电影性不够，所以在那时候就比较极端的提出来说，要去掉电影的戏剧性跟丢掉文学的拐棍，但是这个就从一个极端又跑到另一个极端，电影综合了各个门类的艺术，文学性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对电影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如果我们说有一个母体的话，我觉得文学是一切艺术的母体，因为语言是天赋嘛，就是说是妈妈给的，是传承过来的，我觉得的确也，就是说在很长时间里面，文学的文学家，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对人的理解是，这个传统没有被中断，而且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所以电影很长时间内都借鉴文学，比如文学的改编，在八十年代左右是特别盛行，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的小说，我们熟知的像余华、苏童，他们被更广泛的观众了解，都是因为改编电影。
反过来，这些电影作品之所以有好的艺术品质，是跟文学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哲学层面的思考和叙事的思考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时过境迁，到今天来说，我还是，我是一个非常强调电影性的人，但是我觉得文学性还是一切艺术的母体，而且它也是自由的、信手拈来的，你有这个笔，有这张纸就可以展开文学生活，电影可不一样，你不能一天在拍电影，那是不可能的。
谢有顺：这个是概括性的我觉得，文学是电影的母体，就是所谓的剧本剧本，它是一剧之本，我觉得贾导有这个认识，所以他对文学性的重视，使得他的电影性我觉得不完全是技术层面的一些变化，他有深度，有对人性的那种细微的东西，对一个时代的侧面有特别独特的那些角度，我觉得这些都是文学可能提供给他的，所以很多人理解电影性的时候把它理解成一个技术层面的东西，他的电影性我觉得最内在的还是关于精神和人性的一个主题的追问，这肯定是一个文学的强项。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