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命正当成熟期”
沈从文对黄永玉的影响，在我看来，并不在于文学创作的具体而直接的影响与传承上，因为两个人其实文学理念、风格，有着一定差异。我更看重的是，他们之间更为内在的一种文学情怀的关联，一种对故乡的那份深深的眷念。
黄永玉回忆过，他儿时曾在凤凰见过沈从文一面，即沈从文一九三四年回故乡探望重病中的母亲，以给张兆和写信的方式创作《湘行散记》之际。黄永玉当时只有十岁，匆匆一见，只问一声“你坐过火车吗”，听完回答转身跑开而已。他这样描述两人初次见面的场景：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孔庙前文星街和一群孩子进行一场简直像真的厮杀的游戏，忽然一个孩子告诉我，你们家来了个北京客人！
……
这个人和祖母围着火炉膛在矮凳上坐着，轻言细语地说着话，回头看见了我。
“这是老大吗？”那个人问。
“是呀！”祖母说，“底下还有四个咧！真是旺丁不旺财啊！”
“喂！”我问，“你是北京来的吗？”
“怎么那样口气？叫二表叔！”祖母说，“是你的从文表叔！”
我笑了，在他周围看了一圈，平平常常，穿了件灰布长衫。
“嗯……你坐过火车和轮船？”
他点点头。
“那好！”我说完马上冲出门去，继续我的战斗。一切一切都那么淡漠了。
(《太阳下的风景》)
大约五年过去，十五岁的黄永玉第一次读到沈从文的作品。此时，在福建漂泊的他，离开集美学校后在德化县一座小瓷器作坊里做小工。一次，他用老板发的一块钱去理发，用剩下的七角钱在书店买了一本《昆明冬景》。然而，此时的他，却读不懂。
抗战胜利之后，沈从文意外得知，表兄的儿子已经成为木刻家。一九四七年二月，在所写关于黄永玉父母故事的长文《一个传奇的本事》中，沈从文写到战后在北平初次看到黄永玉木刻的经过与印象：
抗战到第八年，和平胜利骤然来临，暌违十年的亲友，都逐渐恢复了通信关系。我也和家中人由云南昆明一个乡村中，依旧归还到旧日的北平，收拾破烂，重理旧业。忽然有个十多年不通音问的朋友，寄了本新出的诗集。诗集中用黑绿二色套印了些木刻插图，充满了一种天真稚气与热情大胆的混合，给我崭新的印象。不仅见出作者头脑里的智慧和热情，还可发现这两者结合时如何形成一种诗的抒情。对于诗若缺少深致理解，是不易作出这种明确反应的。一经打听，才知道作者所受教育程度还不及初中，而年龄也不过二十来岁，完全是在八年战火中长大的。更有料想不到的巧事，即这个青年艺术家，原来便是那一死一生黯然无闻的两个美术教员的长子。十三四岁即离开了所有亲人，到陌生而广大的世界上流荡，无可避免的穷困，疾病，挫折，逃亡，在种种卑微工作上短时期的稳定，继以长时间的失业，如蓬如萍地转徙飘荡，到景德镇烧过瓷器，又在另一处当过做棺材的学徒。
从此，漂泊在外的表侄二人，开始有了联系与交往。
一九四七年初，黄永玉将四十余幅木刻作品寄至北平，希望得到表叔的指点。《一个传奇的本事》即在这一背景下写作的，这是目前所见沈从文对黄永玉其人其画的最早涉及。
沈从文当年不仅本人欣赏与喜爱黄永玉的木刻，还将他推荐给他的朋友和学生，如萧乾、汪曾祺等人，希望他们予以帮助和支持。此时，黄永玉刚刚走进上海，其木刻艺术崭露头角，沈从文的这一举荐，无疑丰富了黄永玉的文化人脉，对其事业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汪曾祺与他开始成为好朋友；一九四八年在香港，萧乾促成黄永玉在香港大学举办了一生中的第一次画展。于是，年轻的黄永玉，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脱颖而出，赫然亮相。
时隔三十几年，一九七九年沈从文在编选文集时，为旧文《一个传奇的本事》特意补写下面一段关于黄永玉的文字，其中写道：
至于三十多年前对永玉的预言，从近三十年工作和生活发展看来，一切当然近于过虑。永玉为人既聪敏能干，性情又开廓明朗，对事事物物反应十分敏捷，在社会剧烈变动中，虽照例难免挫折重重，但在重重挫折中，却对于自己的工作，始终充满信心，顽强坚持，克服来自内外各种不易设想的困难，从工作上取得不断的突破和进展。生命正当成熟期，生命力之旺盛，明确反映到每一幅作品中，给人以十分鲜明印象。吸收力既强，消化力又好，若善用其所长而又能对于精力加以适当制约，不消耗于无多意义的世俗酬酢中，必将更进一步，为国家作出更多方面贡献，实在意料中。进而对世界艺术丰富以新内容，也将是迟早间事。
厚爱，真挚，坦率。晚年沈从文以这种方式，写出他对黄永玉艺术成就与人生态度的独特见解。(作者：李辉 黄永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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