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底，已经毕业半年的穆旦拒绝了台湾和印度一些知名大学的邀请，排除重重阻力，携妻子周与良一起回到了祖国大陆。1953年初，穆旦欣然来到南开大学，担任外文系副教授。然而，等待穆旦的却并不若他想象那般美好。当时中国的当代文学写作格局已经历过一番天地变换，穆旦的诗与彼时主流文艺形态的规范相去甚远，因此他被有选择地忘却了。穆旦请爱诗的学生看自己过去的诗，学生们坦率地说，他们读得头疼，读不懂，不知所云。他们喜爱的是当时主流文化所颂扬的作品，这对穆旦的震动很大，他开始怀疑自己没有跟上时代。
穆旦对诗歌语言的驾驭能力十分出众，想象力的张扬与对诗歌题材的扩展亦不落俗套，但于后世来看，更加为他带来赞誉的却要数他赋予中国新诗的信念，一种更纯粹、更少教条、更根植于对生命的直觉和体验的信念。可是，在曾经的岁月中，这样的信念难免会为他带来一种不合时宜的无奈。
1955年，穆旦成为“肃反对象”，受到批斗审查，暂停了创作。1957年在“大鸣大放”的鼓励之下，他放下顾虑，一口气发表了九首诗，其中既有歌颂性的，也有讽刺性的。有一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讽刺诗《九十九家争鸣记》，形象地刻画了“百家争鸣”会议上的众生相：单等作结论的主席、首先发言却毫无见识的小赵、讲话一向“正确”的周同志等等，五十个人争相发言却全都抱着投机心理。他在这首诗的最后写道：就这样，挨到了散会时间，我一直没有发言，主席非要我说两句话，我就起来讲了三点，第一，今天的会我很兴奋；第二，争鸣争得相当成功；第三，希望这样的会多开几次，大家更可以开诚布公。
不写则已的穆旦一写便针砭时弊。洞察敏锐，书写大胆，在单位上不敢说出的心里话，他却选择了向公众敞开心扉。这样一位天真诗人令人钦敬却也叹惋。而就是这首诗，让穆旦陷入生命中最痛苦和沉默的日子。1958年12月，“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扣在了这位爱国诗人的头上，他被剥夺了教学和发表作品的权利，到校图书馆监管劳动。
文学译著 一代人的精神食粮
黯淡的生活并没有挫伤穆旦的意志，他更勤奋地全身心投入到译著工作中，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坚毅顽强、含辛茹苦地翻译了普希金及拜伦、雪莱名家的多部诗集，其中便有一部两万多行的长诗《唐璜》。这部《唐璜》被诗坛大家卞之琳称为“中国译诗走向成年的标志之一”。
把外国诗变为中文诗，在这样一条路上，穆旦用富有创造性和艺术匠心的翻译走出了他自己的翻译诗学和路向，他努力赋予那些外国诗在汉语中重新开口说话的力量，他不仅要把“外国诗变为中文诗”，还要尽力锤炼和形成一种更适合于“今天”、更适合于中国的说话方式。这正是穆旦对中国新诗发展所做出的更重要的贡献。
穆旦为世人奉献了数量众多的伟大译品，在那个精神食粮单调的年代，这些作品慰藉了许多人的心灵，甚至他翻译的《文学概论》、《文学原理》等，也对当年的文学爱好者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回顾穆旦的“由来与归宿”时，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王佐良曾这样感叹：“诗人穆旦终于成为翻译家查良铮，这当中是有曲折的，但也许不是一个坏的归宿”。对穆旦而言，他没有别的选择，从事翻译甚至具有了“幸存”的意义－－为了精神的存活，为了呼吸，为了寄托他对诗歌的爱，为了获得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曲折的自我实现。
在经历过人生的重重苦难后，1975年穆旦恢复了诗歌创作，一举写下《智慧之歌》、《停电之后》、《冬》等近三十首作品。
此时，《冬》的枯草山坡、死寂原野让穆旦喜爱，因为“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可“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他仍然想说，“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1976年3月31日晚，穆旦骑自行车在南开大学昏暗的学生宿舍楼区摔伤，次年2月26日因突发心脏病去逝。在这生命中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穆旦用诗歌总结着以往的生命。经历二十余年的曲折，穆旦的诗歌显得更加成熟深沉。曾与穆旦同校任教的历史学家来新夏说：“穆旦生前喝的是满满一杯苦涩的酒。穆旦的苦酒带来许多理不清的思考，真正希望穆旦喝尽了苦涩的酒，把一切悲剧一古脑儿担走，让许许多多颗星在天边更耀眼地亮起来！”
事实上也是如此，从青年到盛年，穆旦的生活大多沉重，可也有人提起，穆旦常对人对己说的一句话正是：“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要留下足迹”。他不遗余力为中国诗歌做出的贡献，早已成为历史公认的一座丰碑，为世人追慕敬仰。他是“中国诗歌现代性一个先锋人物，打开了中国诗歌另一个层面－－智慧、智性的表达”。
在穆旦的身上，我们不难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孜孜以求、苦苦期盼的力量；一种不甘屈辱、奋勇抗争的力量；一种将诗歌引向希望与胜利的力量…… （中国青年网记者 吕夏池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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