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无疑给正打算写作史料回忆性文章的赵家璧很大“压力”。写作《重见丁玲话当年》这篇文章时，他显得非常谨慎，为相关细节问题与丁玲在书信中直接请教，“为郑重起见，请别人代抄一份，今天挂号奉呈”，“如有不妥或应增删之处，请不客气地斧正”（1980年2月4日致丁玲信）。
与此同时，为了慎重起见，赵家璧还把这篇文章初稿寄给当事人楼适夷审阅，“请他提些宝贵意见”。当丁玲没有表示出对这篇文章的关注时，赵家璧赶紧写第二封信询问丁玲，对自己的写作表达出不自信，“我是不会写文章的，仅从编辑出版者的角度，记下一些史料而已。如果认为不妥或者应增应删之处，请毫不客气地告诉我”。（1980年2月16日致丁玲信）从3月13日赵家璧给丁玲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丁玲确实对赵的史料文字进行了修正改写，“基本上根据你的意见作了修改”。
赵家璧与沈从文
其实，赵家璧和沈从文也是多年的好友。沈从文是徐志摩的好友，而赵家璧是徐志摩的学生，沈从文的书在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经手之人正是赵家璧，《记丁玲》一书的出版也不例外。
从1979年9月21日沈从文致赵家璧的长信可以看出，这封长达2000多字计13页的信件，沈洋洋洒洒谈及志摩生前种种事，耐心回答老朋友的“问询”。收到沈从文长信的赵家璧很高兴，“对我这个久久渴望知道老友近况的人，真如来了一场倾盆大雨，反复读了三四遍，感慨何止万千？”从这些文字中也可以看出沈、赵之间深厚的友情。
赵家璧建议此时沈从文应该先编辑《沈从文选集》，“希望你快快把《选集》编出来”。因担心沈从文手头可能部分书籍已失去，赵家璧还自告奋勇答应提供部分书籍，“我自己藏有良友版《从文小说习作选》和初版删节本的《记丁玲》。你如需要，我可以借你用。上海图书馆藏有良友版《记丁玲》前后两册的平装本，必要时，我也可以替你设法”（1979年10月9日致沈从文）。但是，正是在收到沈从文9月21日给自己的信，赵家璧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把这封信转给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看过，陈以沈从文信件中涉及徐志摩生平事迹，在香港把这封信予以全文发表。
1980年3月21日，沈从文给赵家璧信，“为免得身后小是小非传播，深盼将前信中涉及志摩先生事部分，托由蛰存兄代为收回处理，免得家中老伴为难。”沈从文3月末为此事专门给施蛰存写信，其中内附二信，一封给许杰，另一封则给赵家璧。此信中，沈从文谈到：
近闻丁玲在好几种刊物上大骂我四十年前文章对彼与也频有亵渎处，尚未得详内容，据闻重在澄清。似意外，亦意中。廿年委屈，出于何人？明明白白，实在眼前，竟视若无睹。而四十年前为之奔走，不顾危难，知其事如兄等还活着的人并不少。只图自己站稳立场，不妨尽老朋友暂成一“垫脚石”，亦可谓聪敏绝顶到家矣。
赵家璧自知透露私人信件给第三者，这种行为是对不起沈从文的，他赶忙于4月12日向沈从文写道歉信，“我对此事，总感内疚，只得向你请罪”。赵家璧理解沈从文当时的“处境”，觉得沈从文过多谈论文学、文坛人事对沈回归文坛很不利。其实，沈从文有这种心理担忧，正是因为丁玲发表在《诗刊》上的《也频与革命》引发的“《记丁玲》风波”。
沈从文4月1日至赵瑞蕻信谈及《诗刊》已经收到，显然在给施蛰存信时，他只是听说了“传闻”，应该是3月底才看到《诗刊》上那篇争议文章。相继地，4月6日致青年研究者凌宇，4月7日致老友徐盈，4月上旬复青年研究者邵华强，6月17日复老友张香还，6月25日致沈虎雏、张之佩夫妇等信中，沈从文无法掩饰内心的反感与冲动。
夹缝中的赵家璧如何处理？
作为当事人的赵家璧，此时如何来处理这一事情呢？在赵家璧看来，自己和沈从文有近五十年的“交情”，他希望沈从文放心，“我们这些三十年代以来的过来人，老朋友，你是完全可以放心”。他向沈从文透露了写作《重见丁玲话当年》过程中故意回避《记丁玲》细节：“我最近写了篇关于丁玲同志的编辑忆旧，未提大作《记丁玲》，她似乎对此书有意见。《诗刊》上已有一篇提到一些，谅已见到。”
赵家璧希望沈从文理解自己的“处境”，虽然写作三四十年代新文学的有关回忆录，但面对争议性的问题，包括《记丁玲》等的问题时，丁玲曾告诫他应该注意，“近代有些史料，可悲的是有许多都是为自己搽脂抹粉树碑立传，有意篡改历史的文章，对异己者则肆加毁谤，或无视其人，尽力贬压”（《1980年1月27日致赵家璧》）。
赵家璧害怕自己追述30年代出版界相关话题，从某种程度上被某些人认为是为自己的出版生涯“树碑立传”或“搽脂抹粉”，所以尽量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对沈从文的这篇已经引起争议的《记丁玲》，他只好只字未提，一句“她似乎对此书有意见”可以看出赵家璧面对丁玲感到的“政治压力”。
前面已经提及，赵家璧曾有意帮助沈从文提供出版《沈从文选集》的“参考书”，包括《从文小说习作选》、《记丁玲》、《记丁玲续集》，但从《沈从文全集》1980年书信中我们发现：沈从文获得这些书的途径并不来自赵家璧的“帮助”，而是来自香港、美国友人的提供。或许，赵家璧想到丁玲的《也频与革命》，立即想起丁玲曾经的“告诫”。赵家璧毕竟属于共和国文艺体制中的人，与丁玲不仅是朋友关系，背后还有明显的上下级关系，他时刻感到来自丁玲的政治威压。他与沈从文的关系是不同的，赵家璧认为自己和沈从文的关系是老编辑与老作者，显得更加随和。
从这个意义上讲，赵家璧在信件往来中与沈从文的交谈就显得随意。而与丁玲的书信文字中，明显感觉到赵家璧的严重不自信。尽管沈从文获得香港、美国友人的帮助，拿到了《记丁玲》、《记丁玲续集》的版本，他仍旧毫不留情地把这两本书抽离自己的选集，1986年花城、香港三联联合版《沈从文文集》中没有对此收录。他甚至给美国学者金介甫写信，谈及《记丁玲》、《记丁玲续集》：“这书在中国卅年前就被烧毁，现在虽有机会重印，已不打量重印。你的朋友熟人，以后若有研究她的，烦你转告一下我的希望，最好不用我的那本‘极坏小说’，免得她感到受损害”。
赵家璧先生1998年去世，离开人世之前或许都没有意识到这一层关系的“背后”，身处在沈从文、丁玲这两位新文学家的“文坛公案”中，确实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也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身份。
据赵家璧女儿赵修慧女士回忆，沈从文去世之后，他的父亲曾拟写怀念沈从文文章，但可惜的是，他那时因生病住院留下残稿，内有“沈从文在中国文坛的遭遇，并不比徐志摩顺利多少”的字样。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赵家璧对沈从文的崇敬，是来自老朋友的感情。从1935年6月见面后至沈从文去世，赵家璧、沈从文相交时间长达50多年，他都把沈从文当做自己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所以他才在丁玲、沈从文的“文坛公案”中，对沈从文表现出如此平静的态度，这亦是老友之间一种来自心底的信任。
我想，作为赵家璧的老朋友，沈从文应该是能够理解他的。毕竟，沈从文已经不属于文艺界中人士，丁玲这个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跟他没有任何等级关系，也无法对其施加其他方面的“压力”。
◎袁洪权 本文作者袁洪权，文学博士，西南科技大学文艺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料与现代思想史研究，兼及共和国历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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