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浊浪翻卷的“胡适忏悔潮”中，有三位学者的表现，异乎寻常。
一位是出生于1911年的何兹全。他1997年8月应主编耿云志之约，为《胡适研究丛刊》第三辑写了一篇《怀念胡适老师》。何兹全在北大的4年(1931-1935)，正是胡适作教授的时候。文章零零碎碎回首了一些往事：
“我听过他的课，课程名称回忆不起来，是哲学史的课。模模糊糊记得他讲淮南王、淮南王书、禅宗和尚、神秀、慧能。现在想来，在史学方面我从胡先生那里学到一些零零碎碎的知识，没有学到他的史学思想，思想体系。”
胡适每个星期日在家接见青年学生，“我到他家去过一次。问什么问题已回忆不起来，大约主要是好奇，要去看看，不一定有什么问题”。
1946年秋冬，史语所为胡先生开欢迎会，胡先生很高兴，会上还说了个怕老婆的笑话：“太太年轻时是活菩萨，怎好不怕！中年时是九子魔母，怎能不怕！老了是母夜叉，怎敢不怕！”
1949年胡先生到了纽约，我和王毓铨去看他，“脸色发暗，一块黑一块黑。暮气无神”。
我1950年9月回国，回国时没有去看胡先生。
怀念的这些往事，有哪一件值得眉飞色舞回味？哪一件描绘出胡适的高大形象？看不出来。——以上不过是衬托，下面才是“怀念”的重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得寸进尺，咄咄迫人。国民党政府一味忍让，寄希望于英美等国的干涉，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的主持公道。这是自欺欺人。一部分知识分子也跟着这样说，胡先生也是一个。他在《独立评论》上先后写了《国联的抬头》、《再论国联的抬头》和《国联还可以抬头》三篇文章，来说明国联是维持正义和和平的组织。这是幻想，是错误的。（《胡适研究丛刊》第三辑第198-20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然后是大段抄录自己1936年6月1日的《闲话国联》（副题是“兼评胡适之先生的《国联还可以抬头》”。文中说：“说国联是维持正义与和平的组织，太是表面的看法，胡先生未免过于好人。国联并不是胡先生所希望的东西。”文章强调自己对国联的看法是：一、国联是强者企图以和平方式宰割弱者的讨议机关。二、国联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东西，而只是一个工具，自身无主张无政策。国联的政策、主张，便是操纵它的强者的政策主张。三、因为国联披着一张维护正义的皮，同时因为有小国的参加，小国多是弱者，对弱者被宰割是要表同情的，因而使国联常带出维持正义的色彩。但只是带点色彩而已，并不能成为决定的力量。小国多以大国马首是瞻，结果还不能不跟着大国走。
谁叫他在北大听过胡适的课？这就派定了何兹全“学生”的身份；正当老师重放光彩之际，应邀撰写纪念文章，自然难拂盛情。可惜搜索枯肠，竟没有想出什么盛德嘉言，只好实话实说。文章末了声明：“我虽然批胡先生，但一点也没有降低我对老师的尊敬。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老师谆谆教诲学生者，即爱真理，追求真理，我想我这样做，老师是会高兴的。”不随波逐流，不发违心之论，诚乃学者之本色。
一位是杨向奎。他在《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1期发表的《读〈胡适传〉》，不知是编辑相约还是主动投稿，反正借评论白吉庵《胡适传》，痛痛快快地表述了对胡适两个“关键问题”的观点。
一是胡适的政治思想及政治态度。杨向奎斩钉截铁地说：
胡先生不具备有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他只是想在当时中国封建残余的政治制度中加上一些他学来的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这根本结合不起来的两种制度，遂使他左右为难。政治思想最能说明一个人的本质，也就是阶级本质。胡先生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自幼受封建式的私塾教育，封建思想在他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他是我国新文化的倡导者，这种文化体系是反封建的。但我们必须弄清“文化”这一词的含义，这是内容丰富而有许多分枝的综合体。胡先生最初只是从文字工具入手，这文字工具是任何阶级任何时代都可以使用的东西，也就是文字语言不构成上层建筑之一环，它只是一种工具。后来五四运动之所以变成反封建的新思潮，这是由当时许多人努力的结果，而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实在发挥了伟大作用。反封建对胡先生来说是不虞之誉，因为他根本不承认当时还有“封建”的存在。
在讨论了朝拜宣统与参加善后会议 “最使人不能谅解”的两件政治活动之后，指出“不承认社会发展史，不承认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他也不承任帝国主义的存在”，这种幼稚而可笑的议论，出自胡先生之手，奇怪而又不奇怪。他还引梁漱溟的话，贫穷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之所在。这些是三尺童子皆能说的话，而胡只是闭着眼睛说话。
一是胡适的中西文化观。杨向奎说，胡适到美国后受资本主义教育，浸润着资本主义文明，回头看本国的封建主义的文化，觉得处处落后，处处不如人，我们总觉得他谈的原因和结果还不能合龙，为什么在长期统一的国家内，思想就会平庸。为什么在地大物博的环境内就只求实际而不尚玄妙。这些原因引导不出那样的结果，而且他所说的结果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我们的封建时代人民也不是“不想革命，只做顺民”，也不是“安于不识不知，不想征服自然”。关于前者，在封建社会中国农民起义的次数最多，战斗最激烈，他们并不是只想做顺民。胡先生绝对不研究中国农民起义史，所以对此毫无所知。后者，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是征服自然的带头人，所以在两千年间的科技史上，中国大部分时间领先。胡先生也不研究中国科技史，所以对此也毫无所知。
针对胡适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化低落而且在历史上就低落，我们的祖宗造孽深重，祸延于今”，驳斥道：
他所谓创造性强的人必敏于模仿；否则必不能创造。是无根据的空论，就逻辑讲，这也不通。第一个创造者，他能模仿什么！不能说创造源于模仿。他说我们的周秦文化不如希腊罗马，也是因为胡先生对于周秦文化理解不深不全面，即以自然科学论，我常说一部《墨经》可以抵整个希腊。我们知道胡先生对于《墨经》是没有研究的，他虽然新估“小取”，但无与于自然科学。他又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而当时没有四十年的大学。这是胡先生经常说的话。我们也常说，胡先生对于中国教育史似乎一无所知。中国传统的太学国子监，被他一笔抹煞了。他可以说这不是现代化的大学，那么欧洲中古大学是现代化吗？胡先生经常以“无所知”当作“无所不知”，我们实在为之惋惜。
如果杨向奎注意到李约瑟《中国科学史》记载，中国古代有1600多项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读到次年出版的罗伯特?坦普尔把此书浓缩为《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书中选择中国古代100个“世界第一”，评论道：“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来源于中国……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尾舵、罗盘、多重桅杆等改进航海及导航技术，欧洲绝不会有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也就不可能建立那些殖民帝国。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马橙，使骑手能安然地坐在马背，欧洲就不会有骑士时代。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枪炮和火药，也就不可能用子弹击穿骑士的盔甲, 从而结束骑士时代。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造纸术和印刷术，欧洲可能要更长期地停留在手抄书本的状况，书面文献不可能如此广泛流传。”（《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第2页，21世纪出版社1995年版）他的文章的说服力就更强了。
杨向奎还提到五十年代胡适回到台湾，公开报告大肆丑化中国传统文明，引起听众不满，胡适答以“中国历史上有人吃人的记载，这算什么光荣的传统”，反驳道：
在封建社会的战乱年代发现“人吃人”是事实，但胡先生你可以此和现代第二次大战期间，德国纳粹毒死熏死五百万犹太人，日本军人在我国南京大屠杀，作杀人比赛，究竟是谁文明，谁更野蛮？要知道“人吃人”是在几百年前的封建社会，而“人杀人”惨无人道的杀人，是出现在当代的文明世界！胡先生为什么这样“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于此我们抛开国界不谈，人类的文明始终是有缺陷的，人吃人、人杀人，都是人类自己对付自己。生物学家都知道老虎不吃老虎，狮子不吃狮子，而现在人类所有的尖端武器都是对付人类自己，不是为了打猎！胡先生如果有见于此，也就不必斤斤计较了，西方的现代文明还有许多地方不如我们的古代文明。如今大家都在讲东西文化圈，或者是儒家文化圈，因为在这个圈内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西方人惊呼：二十一世纪是东亚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为什么如此，那就要在传统的文化中去找原因了。
杨向奎自信地写道：“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无限精华，它使中国古代力拥光艺万丈，又使今日的东亚振兴起来。胡先生有知对此尚有何说？他那中国传统文化不值一文的论调，他那丑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完全站不住了！这只能是丧失自信心，对于本国历史没有深人研究，没有透彻了解的‘胡说’！”
对于胡适无知的鄙薄，对于胡适无耻的义愤，充溢于字里行间。然而，这样一篇慷慨激昂的文字，84岁的著名学者杨向奎，只能寄托于一篇《胡适传》的书评。这是多么无奈的事情啊。
一位是金岳霖。他在1981年到1983年，断断续续地写了100个回忆录的片断，结成《金岳霖回忆录》出版，最后一篇是《我不大懂胡适》。为什么说不大懂他呢？金岳霖用特有的有意趣的文字，摆出了几件往事：有一天他来找我，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
搞哲学的不承认必然，哲学史教授不懂抽象，确实一定有毛病，长于抽象理论的金岳霖剖析道：
哲学中本来是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我回想起来，胡适是有人生观，可是，没有什么世界观的。看来对于宇宙、时空、无极、太极……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看来，他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人生哲学。（《金岳霖回忆录》第18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金岳霖引胡绳关于毛主席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谈话：“毛主席说对资产阶级，这二者是有分别的；对无产阶级，情况不同。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以后，世界观就是它的人生观，它没有独立于革命的世界观的人生观了。这是很重要的指导思想，现在也仍然是。”
1955年的“胡适思想批判”，1911年出生的何兹全没写过文章，1910年出生的杨向奎写过一篇稍稍沾边的《“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1895年出生的金岳霖，倒和汪子嵩、张世英、黄枏森合作写过一篇《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哲学》，又独立写过一篇《批判实用主义者杜威的世界观》。前者着重分析批判实用主义对于“经验”的解释，指明尽管实用主义者标榜自己的哲学是“最新的”、“科草的”哲学，实质上却不过是最陈腐的主观唯心论哲学，与巴克莱主义、马赫主义等主砚唯心论比较，没有任何新的东西。1956年高教部一份报告提到：“以金岳霖和哲学系青年讲师、助教汪子嵩同志等的互助合作为例：先是汪子嵩同志等集体写作了一篇批判胡适政治思想的文章。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老教师反映：‘年轻同志真有两下子！’当时金岳霜正在写批判实用主义的文章，苦于有些观点搞不清楚，希望年轻同志帮助。而汪子嵩同志等也感到对杜威、胡适等的著作读得不多，占有的材料有限，批判不易深入有力。针对这种情况，党推动他们进行互相合作。经过拟定提纲、收集材料、进行研究、集体讨论和反复多次修改，结果写出《实用主义所谓‘经验’和‘实践’是什么？》这篇论文。一般说老教师占有材料比较丰富，而新生力量观点比较正确。但新老之间的这种互相合作，绝不是材料和观点的简单结合，而是贯穿着一系列的思想斗争的。如金岳霖曾经把杜威的哲学——美国帝国主义的哲学，说成是美国人民的哲学，经过汪子嵩同志等作了一定的钻研和准备，然后和他进行了激烈的争辨，他才表示‘恍然大悟’，认为这是‘没有用阶级观点看问题’。另一方面汪子嵩同志等从金岳霖那里也得到不少帮助，他们说：‘金岳霖有时对问题看得比较深，能引用杜威的话来反证，打得很准！’又说：‘和金岳霖合作写出的文章，我们感到更有把握。’这说明在互助合作中经过自由讨论和反复争辨，取得一致的观点，并且互以所长相补所短，彼此都有收获。”（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2辑第36页，转引自谢泳：《胡适思想批判与〈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20986-4.html）
而在《金岳霖回忆录》中，充满自豪地写道：
我写的文章比较得意的有三篇：一篇是解放前写的《论手术论》，写后有点担心，因为批判的对象好像是叶企荪先生的老师。后来知道他并不在乎。有两篇是解放后写的，一篇是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在什么刊物上发表的，忘记了(不是《新建设》，就是《人民日报》)。得意点是找到了杜威在他的论达尔文文集中某一页的页底注中，直截了当地反对物质存在的赤裸裸的表示。另一篇就是上面提到的那篇论思维规律的客观基础的文章。
有生之年已经到了八十八，比较得意的文章只有三篇，并且在这里也只是“老王卖瓜”。（《金岳霖回忆录》第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
《批判实用主义者杜威的世界观》发表于《哲学研究》1955年第2期，与《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哲学》一同收录在《胡适思想批判》第七辑第一、二篇。对于参加胡适思想批判，88岁的金岳霖为何没有丝毫忏悔之意，反认为是生平得意之作？原因是“接受了革命哲学”：“在政治上，我追随毛主席接受了革命的哲学，实际上是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现在仍然如此。”（《金岳霖回忆录》第56页）
四
忏，是请求原谅；悔，是自申罪状。为什么要忏悔？因为犯了错误或罪过，所以要自陈己过，悔罪祈福。“胡适忏悔潮”背后的潜台词，是当年对胡适的批判“搞错”了，必须“平反昭雪”。但所谓“搞错”，实有两种不同的内涵：
第一种：胡适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反对社会主义，没有反对中国共产党；或胡适即便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社会主义，不赞成中国共产党，但别的方面还是有贡献的，不能一笔抹杀，一棍子打死。所以，这是一场冤假错案，错在弄错了斗争对象，把朋友当做敌人，——从这义上讲，忏悔属于“纠偏”，属于“落实政策”。
第二种：胡适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本身就该反对。这也是一场冤假错案，错在主持批判的一方“迫害知识分子”，所以应该将是非颠倒过来，重新肯定胡适指引的方向和道路。——从这义上讲，忏悔属于“颠覆”，属于“改天换地”。
季羡林、周一良们忏悔的开端，是1987年和1990年，而高潮是1999年和2001年。促令“逐级加码”的原因，显然不是认识的深化，而是世界形势的剧变。1991年，东欧瓦解，苏联解体，令人惊心动魄。尼克松的《1999年不战而胜》，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译本相继出版，西方自由主义的不战而胜，今天的美国即历史终结的理想样板，获得了相当的信奉者。周一良为什么说历史“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规律来解释”？就是呼应布热津斯基的历史“是一个自发的、偶然的过程”，从而否定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季羡林强调在胡适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更一语道破他心中的憧憬。
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何兹全、杨向奎、金岳霖的表现，证明“胡适忏悔潮”终究是暂时的，不得人心的。
2017年7月19日改定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