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日，沈从文得到胡也频设法让人送来的便条，得知被捕的消息。下午，丁玲带着孩子转移到西门路西门里李达、王会悟夫妇家暂住。
二十日，沈从文去见胡适。胡适这天的日记写道：“沈从文来谈甚久。星期六与星期两日，上海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捕房破获共党住所几处，拿了廿七人，昨日开讯，只有两女子保释了，余廿五人引渡，其中有一人为文学家胡也频。从文很着急，为他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6]胡适应沈从文的要求，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
二十五日，沈从文带着胡适的信从上海赶到南京去见蔡元培，碰到他不在，留下一信，用的还是蔡元培担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的信笺：“孑民先生：从文今日由申来进谒，适值先生外出。希望一二日内许一时间，约谈数分钟，实为大幸。来此为朋友胡也频事，欲得先生略加以援手。今将胡君之过去另纸呈览。馀信面陈。”[7]蔡元培约见了沈从文，写信给上海市长张群，托他设法。
郑振铎和陈望道介绍丁玲找邵力子，于是沈从文又陪着丁玲，第二次去南京。邵力子给张群写了信，蔡元培又给张群写信[8]。回到上海后，沈从文拿着信去见张群，却被告知，胡也频和其他同时被捕的人已经移送到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去了。
丁玲和沈从文到龙华去探监。“天气很冷，飘着小小的雪花，我请沈从文陪我去看他。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上午……铁门前探监的人都走完了，只剩我们两人。……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栅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什么也没有看清，沈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识的影子……我看见他了……也频掉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9]
二月七日，左恭——丁玲和胡也频北京时期认识的熟人，时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文艺处任职——从南京到上海，说陈立夫有可能帮忙过问胡也频案。八日，沈从文和丁玲搭早车到南京；九日，沈从文和左恭一起去见陈立夫，但并没有得到实际性的解决办法；当晚，丁玲、沈从文搭夜车，十日早晨回到上海。回来后，得到胡也频已经遇难的确切消息。
二月七日，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枪杀了二十四人，其中有五位左联成员：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这五位作家，被称为“左联五烈士”。
沈从文兄妹租了一个住处，丁玲从李达家搬了过来。二月二十七日，沈从文致信王际真，告诉他朋友已死去：
……现在我同到那个孤儿母子住在一处，不久或者送这个三月的孩子回到家乡去。
志摩走过北京去了，大雨回了汉口，这里熟人便少起来，我成天不出门，坐在一间三角形的楼顶，下面是饭馆，到了午时就跑下去同大胡子白俄并排坐席，吃菜牛肉汤同烩香肠。小孩母子住隔房，听听哭喊声音，便好像是坐在地狱边界上，因为那母亲（丁玲），若果那一天同丈夫在一块走，一定也就死去了。如今母亲幸而不死，成天就抱了小孩换尿片调奶粉，将来说不定还会在一种坏天气下捉去置之于死。际真，你是同中国离得太久了，你一点不明白当美国或欧洲法律到保护牲畜，鸡鸭倒提也算犯罪时节，中国人在何等情形中即可被杀！（18；132）
三月下旬，沈从文护送丁玲母子离开上海，乘船四天到汉口，由汉口搭小火轮，又走了五天，到达湖南常德。丁玲谎称胡也频将去苏联，把孩子交给母亲抚养。三天后，沈从文和丁玲离开常德，到长沙乘火车赴武昌，“因为下行船不很方便，留在武昌住了两天，在汉口江海关前面，看了一回采真临刑的地点，又过江到叔华夫妇住处去，同他们在后湖坐了三点钟的小船，买了些活鲫鱼，照了几张相片，还在他们家中吃了一次饭。”（13；197）
返回上海已经是四月十日，早就过了武汉大学上课的日期，本来在那里也很不愉快，沈从文就此放弃了这个教职。
沈从文陪丁玲母子回乡
四、“向虚空里伸手，攫着的是风”
在上海住下不动，还是到北平去，沈从文很是犹疑不定，已于二月应胡适之邀去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授的徐志摩来信说：“北京不是使人饿死的地方，你若在上海已感到厌倦，尽管来北京好了。……你那么一个人一天吃得几两米？难道谁还担心你一来北京米就涨价？”（13；198-199）
五月二十八日，沈从文到了北平，借住在燕京大学达园教职员宿舍，与圆明园一墙之隔，地方清净；他的生活，因为熟人和新交，一时倒活泛起来。
“六月的北京真是热闹。”沈从文向王际真描述道，“诗哲在此，陈通伯夫妇在此，梁思成夫妇在此，大雨也要来了，陈雪屏不久又要在此接老婆了，还有许多许多事情，全是那么凑堆儿在一起。”诗哲是指徐志摩，他介绍沈从文认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北京一般朋友都劝我住在北京，他们在这里倒合式得很，各人在许多大学里教书，各人有一个家，成天无事大家就在一块儿谈谈玩玩。我怎么能这样生活下去？”他和朋友们在一起，自然很愉快，“近来林徽音为我画了一幅《神巫之爱》的插图，已制版去了。”这封写于六月二十九日的信还说，“明天有一个男子同一个女子结束了一生，是叶公超同一个姓袁的女子结了婚。”“我的宝画同一朵从冰心女士家里摘来的花附来玩玩。”可是，这种愉快不足以消除内心的焦虑，“心里尽想：什么才是我的路？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我的路。”（18；143-145）
写这封信前十天，六月十九日，徐志摩到达园来看沈从文，之后去西山，探访在那里养病的林徽因，路上落雨，雨后彩虹显现。似乎是特别受到虹的触动，沈从文提笔给冒雨上山的诗人写信：“今天真美，因为那么好天气，是我平生少见的，雨后的虹同雨后的雷还不出奇，最值得玩味的，还是一个人坐在洋车上颠颠簸簸，头上淋着雨，心中想着‘诗’。你从前做的诗不行了，因为你今天的生活是一首超越一切的好诗。”“我算到天上虹还剩一只脚时，你已爬上山顶了。”他说，“今天倒是顶快乐的日子，因为从没有能安安静静坐到玩四个钟头的。”可是晚上的蜡烛烧死了趋光的小虫子，这又让他难受起来，因为“人也有这种就光的兴味”，他忍不住写道：“让我提起个你已经忘掉的事，就是我去武昌前到你家里那次谈到哭脸的事，现在还是不行，到武昌，到上海，到北京，再到青岛，我没有办法把那一枝蜡烛的影子去掉的。我是不是应当烧枯，还是可以用什么观念保护到自己？这件事我要学习，一只小虫飞到火上去，你懂那情形很可怜的，虽说想象中的烛不能使翅膀烧焦，想象中的热情也不能把我绊倒。”（11；101-102）
当然，他说的是对张兆和的无法割舍。
这一天，他又给初到北京时期的朋友、此时身在美国的诗人刘廷蔚写了一封长信：“今天是我生平看到最美一次的天气，在落雨以后的X园，我望到不可形容的虹，望到不可形容的云，望到雨后的小小柳树，望到雨点。……天上各处是燕子。……虹边还在响雷，耳里听到雷声，我在一条松树排道上走了好久。我想起许多朋友，许多故事，仿佛三十年人事都在一刻儿到眼前清清楚楚的重现出来。”他回顾不安定的经历，所得为空，“我的两手是空的”；他跟写《山花集》的诗人朋友说：“读我另一个信吧。我要预备告给你，那是我向虚空里伸手，攫着的是风的一个故事。”（11；96，99）
给刘廷蔚、徐志摩的信以《废邮存底（二）》、《废邮存底（三）》为题，发表于七月十五日《文艺月刊》第二卷第七号。《废邮存底（一）》发表于六月三十日《文艺月刊》第二卷第五、六号，“读我另一个信吧”指的就是这一封，也是六月在达园写的，写给张兆和，发表时隐去了名字：
你们想一定很快要放假了。我要玖到XX来看看你，我说，“玖，你去为我看看XX，等于我自己见到了她。去时高兴一点，因为哥哥是以见到XX为幸福的。”不知道玖来过没有？
……
我给你那本书，《XX》同《丈夫》都是我自己欢喜的，其中《丈夫》更保留到一个最好的记忆，因为那时我正在吴淞，因爱你到要发狂的情形下，一面给你写信，一面却在苦恼中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我照例是这样子，做得出很傻的事，也写得出很多的文章，一面胡涂处到使别人生气，一面清明处，却似乎比平时更适宜于作我自己的事。XX，这时我来同你说这个，是当一个故事说到的，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到难受。……这些随了岁月而消失的东西，都不能再在同样情形下再现了的，所以说，现在只有那一篇文章，代替我保留到一些生活的意义。这文章得到许多好评，我反而十分难过，任什么人皆不知道我为了什么原因，写出一篇这样文章，使一些下等人皆以一个完美的人格出现。
……
……一个白日带走了一点青春，日子虽不能毁坏我印象里你所给我的光明，却慢慢的使我不同了。“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倾心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藤葛。在同一人事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这样安慰到自己也还是毫无用处，为“人生的飘忽”这类感觉，我不能够忍受这件事来强作欢笑了。我的月亮就只在回忆里光明全圆，这悲哀，自然不是你用得着负疚的，因为并不是由于你爱不爱我。
……
……“自然”使苹果由青而黄，也一定使你在适当的时间里，转成一个“大人”。XX，到你觉得你已经不是小孩子，愿意做大人时，我倒极希望知道你那时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事，有些什么感想。“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我的生命等于“萑苇”，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
我念到我自己所写的“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时候，我很悲哀。易折的萑苇，一生中，每当一次风吹过时，皆低下头去，然而风过后，便又重新立起了。只有你使它永远折伏，永远不再作立起的希望。[10]
六月下旬，丁玲从上海给沈从文写信，说她正在筹划一个刊物，希望沈从文帮忙写稿、拉稿，并特别提到沈从文相熟的几位女作家——冰心、凌叔华、袁昌英、陈衡哲、淦女士等——请他约稿。丁玲主编的是《北斗》杂志，左联机关刊物，但不想暴露是左联办的，“这一时期我是属冯雪峰领导的。《北斗》的编辑方针，也是他跟我谈的，尽量地要把《北斗》办得像是个中立的刊物。因为你一红，马上就会被国民党查封。如左联的《萌芽》等好几个刊物，都封了。于是我就去找沈从文……”[11]沈从文自然不会太清楚这个背景。《北斗》九月创刊，第一期即有冰心、林徽音、徐志摩的诗和陈衡哲的小品文，一望而知是沈从文组来的。沈从文自己还写了短篇小说《黔小景》，十一月发表在第三期。不过，既然是左联的刊物，出过几期后，“色彩”还是掩饰不住，到第二年，一共出版八期，即遭查封。
七月，辅仁大学英文系学生萧乾，通过杨振声的介绍，在东安市场东亚酒楼采访了沈从文，写成访问记《今日中国一个伟大的幽默讽刺作家》。萧乾当时正与一个年轻的美国朋友安澜合作办英文周刊《中国简报》，他约请沈从文为《中国简报》写一篇胡也频传记的中文稿，《记胡也频》由此而产生。但《中国简报》只出了八期，即因亏本在七月底停刊；九月初沈从文完成传记稿，寄往上海《时报》，十月起以《诗人和小说家》为题开始连载，连载了十一次后改回为作者原题《记胡也频》，共载三十四次，十一月载完。
（选自张新颖著《沈从文的前半生：一九〇二——一九四八》，即将由理想国推出）（张新颖授权分享）
[1]陈西滢致胡适信，此信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5册，85-87页。
[2]闻一多：《闻一多全集》，武汉：湖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12卷，253页。
[3]郭沫若：《“创造十年”发端》，《创造社论》，黄人影编，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121-122页。
[4]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文集》，第9卷，70页。
[5]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文集》，第9卷，73页。
[6]胡适：《胡适全集》，第32卷，29页。
[7]此信存上海华山路蔡元培故居陈列馆，陈列说明有误，误作沈从文为营救“丁玲”致蔡元培的信。糜华菱《一死一生见交情》一文抄录了这封信，载《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9月8日。
[8]蔡元培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日致胡适：“沈从文君到京，携有尊函，嘱营救胡也频君，弟曾为作两函，托张岳军设法”。此信附录于胡适二月二十四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62页。
[9]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文集》，第9卷，75页。
[10]为了清楚，这里的引文据《从文家书》，36-42页。此信是以《废邮存底》为题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从文家书》和《沈从文全集》均以《由达园致张兆和》为篇名收入，但正文略有差别，引文出现中的“玖”（九妹）、“《丈夫》”、“北平”，《沈从文全集》依据初刊，以X、《XX》、XX代替，见第11卷，89-95页。
[11]丁玲：《我与雪峰的交往》，《丁玲全集》，第6卷，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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