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诗坛大家汪辟疆有诗“此时幽事那复得，尽日闲情欲付谁？北体偶临张黑女，新词合和比红儿。”此处的“张黑女”字面上意指魏碑晚期作品《张黑女墓志铭》，又名《张玄墓志》，有遒厚精古、神妙兼备之称，实隐指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与张充和同时在重庆礼乐馆供职、且多所往还的卢冀野，曾以“绿腰长袖舞婆娑”之句勾勒出其软舞轻盈的繁姿曼态，他对张充和的性情容貌和身份，也有记录：“她们的父亲在苏州王废基办益乐女子中学……她用‘张玄’这名字进了北大中文系……‘张玄’就是‘张黑女’，她也许因为皮肤有一些黑，所以她袭了黑女之名。……一切生活方式属于‘闺阁式’的，爱梳双鬟，爱焚香，爱品茗，常常生病，多少有些‘林黛玉’的样儿。”
凡是见过张家四姊妹的人都知道，张家四姊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只有张兆和肤色黑，绰号“黑凤”、“黑牡丹”，其余三姊妹肤色都很白，正是因为张兆和肤色特别，所以才有“张黑女”的雅号，说肤色黑的肯定是兆和。张充和1934年报考北大时改名“张旋”。关于改名，《合肥四姊妹》中是这么解释的：
(张充和)不想让别人从真名联想到姐姐兆和以及姐夫沈从文。因为当时沈从文已经是著名作家，招考的老师中很多人和沈从文相识，或者是读过他的作品，充和担心自己和沈从文的关系会让他们对她偏心。同时，这一举动也是充和的自我防护及保护家庭的措施，以防万一考试失败，不致让家人和自己蒙羞。她弟弟宗和有个朋友在宁夏当校长，这个人为“张旋”开了一张高中文凭。
这个说法是可信的。张充和为了不让北大招考的老师知道她是沈从文的姨妹，改名张旋。《证》文作者把“张旋”误写为“张玄”，望文生义，把“玄”解读为“袭了黑女之名”，进而肯定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就是张充和，真的有点无中生有。至于张充和是否真的如《证》文所说“爱梳双鬟，爱焚香，爱品茗，常常生病，多少有些‘林黛玉’的样儿”，以及《证》文作者这么说的用意，留到后面去谈。
“三十年前”是哪年？
为了要把沈从文“恋上自己的姨妹”的“爱欲”说得更真，《证》文作者把他们的“恋情”追踪到了1930年代，《证》文中写道：
《青岛诗存》中的《残诗》，核心意象是三十年前良夜晚会上那个“红白如花脸，绰约小腰身”的青春女子令人歆羡的轻歌曼舞中不停旋转的姿态。这个轻歌曼舞的女子最有可能是约三十年前在青岛昆曲界的曲会上一展歌喉舞姿的四妹张充和。或许就在那个时候，沈从文对她已经产生了暗恋之情。
先不说《青岛诗存》中《残诗》的写作背景及其内容，“约三十年前在青岛昆曲界的曲会上一展歌喉舞姿”的表述，就把时间模糊化了。“约三十年前”，到底是哪年呢？从沈虎雏编写的《沈从文年表简编》可以知道，沈从文1931年8月到青岛大学任国文系讲师，1933年8月辞去青岛大学的教职，应杨振声之邀到北平参加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工作。是年9月9日与张兆和在北平结婚后就住在北京，也就是说沈从文在青岛只住了整整二年，而张充和第一次到青岛参加曲会的时间是1936年暑期，是受大弟宗和之约去的，1937年暑期，张充和一个人又到过青岛。张充和在青岛参加的所有曲会活动，沈从文都不可能在场，诗中描写的“轻歌曼舞”的女子绝对不会是张充和，这“暗恋之情”又从何说起呢？
《青岛诗存》中的《残诗》应写于1961年。是年6月末到8月初，作协安排沈从文到青岛休养。现将《残诗》后半部分抄录如下：
良夜有晚会，箫鼓发妙音，
红白如花脸，绰约小腰身，
青春发光泽，盛年诚可歆，
清歌复妙舞，旋转不暂停，……
认真读一读《残诗》，就不难发现沈从文写的是现代舞会。只有现代舞会，才会有“旋转不暂停”的“妙舞”。昆曲是高雅艺术，曲会中不会有诗中写到的情景和气氛。自称是“乡下人”的沈从文对当时流行的交谊舞很反感，《残诗》对“晚会”实含讽刺意味，“红白如花脸，绰约小腰身”、“青春发光泽，盛年诚可歆”，都是嘲讽口吻。遗憾的是《证》文作者未能领会到。 离开昆明为“情变”？
《证》文作者把沈从文“恋上自己的姨妹”的“爱欲”追踪到“青岛”时期之后，又放言高论：
……沈从文对张充和爱欲的炽烈化大概发生在1939年5、6月间。按，张充和1938年12月到达昆明，稍后参与杨振声、朱自清、沈从文主持的教科书编辑事宜，1939年3月教科书编辑工作渐近尾声，其后张充和开始在呈贡乡下养病，1939年5月沈从文一家与张充和开始在呈贡杨家大院居住，1941年2月份之前，张充和离开昆明前往四川重庆，任职于教育部音教会下属的国立礼乐馆。张充和在昆明时期，常依托姐姐兆和居住，其独擅一时的昆曲演剧才能，已渐为昆明喜好拍曲之人所知，但流传不广，沈从文为之叹惋曰：“昆曲当行，应以张四小姐为首屈一指，惜知音者少，有英雄无用武之感。”至1940年夏，沈从文的恋情有变，张兆和此时拟携龙朱、虎雏二子离家赴昭通任中学教员一事，似亦与此有关。现存这一年的沈从文惟一一封信是《致张充和》，在信中沈说：“三姐到今天为止，还住在铁路饭店，说是月底可走，走到威宁，再坐三天轿子，方可到昭通。我因得送三姐上车，恐得在月初方能下乡”，此时张充和虽还住在呈贡杨家大院，可能因为忌讳和流言，沈从文的爱欲似有所冷却。而很可能经此变故之后，张充和即离开昆明，远赴重庆，事情遂告一段落。张充和后来在重庆开始另一阶段的人生传奇，沈从文则默默写下《摘星录》、《看虹录》、《绿魇》、《黑魇》等篇章，以文学的方式对这一段感情作出深挚的祭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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