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眼光和勇气的人总是有的，1986年秋，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邓荫柯来信，约我编选一个青年诗人诗选或先锋诗选，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于是我约在诗刊评论组的晓渡一起来编。我们一起确定了名单和编选体例，并分了工，经过一两个月的工作，最后在我新搬入的家——前门西河沿街196号那座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楼里定了稿，并确定了“中国当代实验诗选”这个集名。记得在定稿时，我和晓渡对欧阳江河的《肖斯塔科维奇：等待枪杀》一诗还有些担心，担心它能否在出版社通过，但我们还是决定不抽下这首诗。因为晓渡主要从事批评，我提出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比较合适，他最后也就同意了。顺带说一下，在这本后来产生广泛影响的诗选中，我们并没有编入自己的诗。
这里还有一件事是，这本诗选在1987年出版后，可能是听到什么风声，当时的诗刊常务副主编刘湛秋特意把晓渡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要我们注意“倾向问题”。这个自由派副主编说得并不是那么认真，而我们依然是这个“倾向”。
这就是那个召唤我们、让我们为之献身的诗歌年代。难忘的是1987年夏在山海关举办的青春诗会。这不仅是历届青春诗会中比较有影响的一次，更重要的，是我在那里切身感受到一种能够提升我们、激发我们的精神事物的存在。与会的诗人有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简宁、力虹、杨克、程宝林、张子选等。不过，会前也有一段小插曲，我们的邀请刚发出去几天，有关部门就找到诗刊社，说“不止一位不适合参加这样的活动”。刘湛秋急得从诗刊社的四楼上咚咚地跑下三楼来找我，要我马上提供一份与会者名单，并介绍每位的情况，我一边列名单，一边说“我保证他们会没事！”但他哪里在用心听，“上面”还在等着他呢。
好在一切又“没事了”。诗会按原计划进行，我随同诗刊作品组组长王燕生一同前往山海关组织诗会。荒凉而开阔的山海关，以满山坡蓬勃的玉米和苹果树迎向整个大海的山海关。记得一次我们在山坡上散步时，有人随口就说出了一句“把玉米地一直种向大海边”！但我已记不清是谁说的了，是西川？也许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体现了那个年代蓬勃的诗歌精神和诗歌想象力。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我们在暴雨下冲向海里游泳的情景，一张张灌满雨水的嘴中发出“啊——”“啊——”的声音，欧阳江河还站在雨中的海滩上当即作诗：“满天都是墨水！”
正是在山海关，欧阳江河写下了他的名诗《玻璃工厂》。那一天我们在白天参观秦皇岛市玻璃厂，晚上我和他去彻夜看护一个生病住院的女诗人。夜已很晚，我们仍守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我已困得不行了，欧阳江河灵感来了，但是没有纸，我就把我的香烟盒掏空给了他，他就在那上面写下了诗的初稿。这里还有一个细节，他的这首诗本来叫《在玻璃工厂》，我认为“在”字有点多余，他就把它去掉了。那时欧阳江河嘴快笔也快，最爱讲的玄学话题是“蛇的腰在哪里”（讲完就是他自己的一阵哈哈大笑），最爱谈论的是厐德、艾略特、斯蒂文斯，因为不愿意听他“布道”，郭力家拒绝开会，整天穿着喇叭裤和尖头皮鞋在外面溜哒，我看他满脑子转悠的就是怎样和欧阳江河打一架，好在此事并没有发生。
现在看来，山海关的相遇和相聚，的确预示了诗歌后来在90年代的某种发展。我想正是因为在那里的交流，陈东东后来有了创办《倾向》的想法。而“知识分子写作”或“知识分子精神”这种与“第三代诗歌”有所区别的说法，在这之后也在西川等人的文章中出现了。
也正是在山海关期间，我抽空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取回了刚出版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样书，记得欧阳江河拿到这本书后就读里面张枣的诗，边读边赞叹“天才！天才！”在这本诗选中我们选了张枣的《何人斯》、《镜中》、《十月之水》等四首诗，在编选过程中我还写了篇读张枣诗的随感《朝向诗的纯粹》（后来收入我的第一本诗歌随笔集《人与世界的相遇》，1989），很可能，这是关于张枣诗的第一篇评论。张枣很高兴，到处给人看，包括给北岛看（这是北岛后来告诉我的）。那时张枣已出国，我时常收到他那有着一手绢秀字体的信，落款是“你的枣”。有一次他回国（应该是1987年冬），来到前门西河沿街二楼上我家昏暗的屋里，一进门，我放上了音乐磁带，他一听“啊，柴可夫斯基！”然后就坐在那里久久不说话了。我可以体会到他内心里的那种感情。说实话，我也真喜欢那时的面目清秀、裹着一条长围巾的张枣。但后来因为我回绝了在一件在我看来很严肃的、我的道德准则不允许我去做的事情上给他帮忙，我们的关系从此疏远了。
就在从山海关回来后，我还收到了骆一禾寄来的诗学自述《美神》，它一开始就抓住了我：“我在辽阔的中国燃烧，河流象两朵白花穿过我的耳朵，它们张开在宽敞的黑夜当中……”这种诗性想象力是多么动人啊。那个年代常提到的“诗歌精神”，我以为在一禾的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的确，这是一位立志“修远”、有着宏伟壮烈的诗歌抱负的诗人，虽然在我看来这种追求还需要相应的艺术限度意识，也还需要时间的磨练。第二年夏天在北京十里堡举办青春诗会，诗刊社安排我和新调入的编辑李英主持，我们请骆一禾、萧开愚、南野、林雪、海男、袁安、童蔚等人参加，一禾本来要到西藏远游（我想很可能是和海子等人一起），他慨然留下来了。记得在会上我对他讲“为什么你要写‘我伸出我亚洲的胳膊’呢?”不行，胳膊必得是亚洲的胳膊，我无法说服一禾。这正如谁在那时都无法说服写作《太阳·七部书》的海子。在今天看来，这种对“大诗”的狂热，这种要创建一个终极世界的抱负会多少显得有些虚妄，但这就是那个年代。那是一个燃烧的向着诗歌所有的尺度敞开的年代。欧阳江河在那时就宣称“除了伟大别无选择”！而“伟大的诗人”，在他看来就是那种“在百万个钻石中总结我们”的人！
谁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可以“总结我们”的诗人？是时间，是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把我们每个人都卷入其中的历史，是骤然“闯入”我们生活中的命运。“闯入”，这正是西川90年代后用过的一个词。西川在80年代也曾写下《远游》那样的长诗，但我记得在1990年秋的一天，在时隔数月不见之后，在那依然荒凉的时代氛围中，他来到西单白庙胡同我的家，并带来一首他新写的《夕光中的蝙蝠》。我一读，便深感喜悦。那时我还读到开愚、孙文波、孟浪、王寅、莫非、张曙光以及在北大上作家班的非默的一批作品。我不仅从中感到了历史的重创所留下的压力和裂痕，我想中国的诗人可以重新发出他们的声音了！
而这就是命运对一代人的造就。叶芝在他的后期诗中曾这样写到：“既然我的梯子移开了/我必须躺在所有梯子开始的地方，/在内心那破烂的杂货店里”。我想，这也正是90年代以后发生在许多中国诗人那里的“故事”。历史之手移开了他们在早年所借助的梯子，使他们不得不从自身的惨痛中重新开始，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高度”的放弃。
回想起来，结识诗人多多，不仅是80年代后期，也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大概是在1987年冬才认识多多的。那时我家刚搬入西单白庙胡同一个有着三重院落的大杂院里，多多住在新街口柳巷胡同，他经常到苜蓿地看完他母亲后一个人骑车到我家来，而且往往是晚上九点半以后，我们一谈就谈到很晚，然后我推开门目送他推上停靠在院子里那棵大枣树下的自行车，像个地下党人似的离去。在那时北京的诗歌圈子里，虽然对多多的诗歌天才人们已有所认识，也不能不服，然而对于他的那种傲气、“不讲情理”和“偏激”，许多人都受不了。他的一些老朋友也因此离他而去。然而很怪，对于他的这种脾性，我却能理解。那时我和莫非来往也很多，一次我们去莫非位于双秀公园家的一个聚会，多多一来神就亮起了他的男高音歌喉，来了一段多明戈，然后还意犹未尽地念了一句曼德尔斯塔姆的诗“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接着又对满屋子正要鼓掌的人说：“瞧瞧人家，这才叫诗人！哪里像咱们中国的这些土鳖！”
“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可以说这就是让我们走到一起的东西！虽然我亮不起他那样的歌喉。我们在一起时也只谈诗，不谈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对诗的那种全身心投入的爱和动物般的敏锐直觉，也一次次使我受到触动。多多还有个习惯，那就是遇到好诗必抄在他的本子里，光看不行，他一定要把它抄下来。那时我和沈睿正在组织编译《当代欧美诗选》，许多诗未出版前就给他看了。他也一再催着我们多译诗（1991年秋冬我开始译策兰，我想就是为我自己和多多这样的读者译的，后来一到伦敦，我就把译稿寄给他看了）。当然，更令人惊异的是他的语言天赋，是他那神秘而强劲的创造力，1992年初到伦敦后我读到他的新作《我始终欣喜有一道光在黑夜里》，我惊叹我们的汉语诗歌达到了一个怎样的境界！可是有人却不，在伦敦时我对赵毅衡和虹影谈起这首诗怎么好时，赵博士说他“看不出来”（虽然他和多多也是朋友），他找来《今天》上发的这首诗要我一句一句对他解释。这样的诗能解释吗？算了吧。
话再回到1988年，那一年秋天北岛回国，他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是设立“今天诗歌奖”，一是召开多多诗歌研讨会，其实这两件是同一件事情。多多诗歌研讨会在王府井的一个地方举行，去了很多人，屋子里满满的，许多都是“今天”同仁和文革时期的“过来人”，我去稍晚一点，坐在靠近门口的一个桌子边。过了一会，廖亦武、李亚伟也来了，因为已没有了座位，也无人理会，廖大侠就在那里要“闹出一点动静来”，于是北岛赶快从里面出来制止。会结束时北岛找到我，说我的发言不错，问我能否把这个发言和其他人的发言一起整理一下给他，我当即推掉了。我自己的可以，但别人的发言我整理不了。后来《天涯》杂志准备出一个多多专辑，多多本人请我写一篇，我则好好写了一篇，但这个专辑后来因故未出，我们的稿子也全被弄丢了。
也就在这一年年底吧，在岁末的阴郁天气下，在团结湖一带一个仓库一样的活动场所里，北岛主持了“首届今天诗歌奖”授奖仪式。授奖仪式庄重、肃穆，北岛亲自撰写了给多多的授奖辞。这个授奖辞今天看来仍很经典，我认为这是北岛本人写下的最重要、最激动人心的文字之一，它不仅抓住了多多诗歌的特质，它对于在那样一种环境下坚持和延续由“今天”所开创的独立的诗歌传统都十分重要。在宣读这篇授奖辞之前，北岛还明确声言设立“今天诗歌奖”就是为了和一切官方的文学奖“相抗衡”。我去参加了，去的人依然很多，有中国人，也有许多老外。我和人们一起站立着听着这声音（那里没有座椅），我又感到了那种能够召唤和激励我们上路的东西了！
然而，落实到具体人世的层面上，有些事情就超出了我的理解。在犹豫再三后，我在这里也不得不把它说出来——为了那历史的真实，也为了让后人看看我们这一代人是怎样“与时间达成的悲剧性协议”。就在这个授奖仪式举行后不久，应该是临近春节吧，我在已搬入农展馆南路文联大厦的诗刊办公室里上班，忽然过道里传来了说话声和走动声，我出来一看，北岛出现在那里，原来他是来“领奖”的！因为那一年中国作协设立了十部优秀诗集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们也给了北岛。该奖由作协委托诗刊社具体办理，早在好几个月前已宣布了结果。北岛当然知道这个奖的性质，但他终于还是来了，在刘湛秋的带领下去诗刊社徐会计那里领那2000元的奖金。在过道里遇到我时北岛多少有点尴尬：“唉，快过年了，没钱花了”。我则回到我的办公室里，像挨了重重一击似地坐在那里发楞。北岛离去时，我也没有力量出去跟他打招呼。我只是感到深深的沮丧和悲哀。当然，我知道我无权指责任何人或要求任何人，我也知道我们这些人还不能和我们所读到的那些俄罗斯知识分子和诗人相比。然而，在我“亲爱的祖国”（这里借用舒婷当年的诗句），还有什么是可以指望的呢？一时间，似乎什么都没有了……
而接下来的一年，不用多说，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震撼，更是言辞难以形容的了。要回忆它，也远远超出了我们个人的能力。这里只说一个细节：那一年早春，一禾匆匆地来到我在西单白庙胡同的家，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问他喝什么，他答到“酒”，我拿出一瓶烈酒（汾酒），他倒满一大杯，一仰首就全下去了，壮烈啊。
接着不久，就是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的消息！对此，我那时一点也不相信，甚至拒绝相信。那一年3月初，也就是在他自杀前的大半个月，他在安庆老家过完春节回来上班后还来过文联大楼找过老木和我，他一如既往地和我一起在办公室里谈诗，我们甚至还一起上楼去文联出版公司买书（因为是中午，那里没人上班，他顺手从过道的书柜里抽出两本书，其中一本塞林格的《九故事》，他给了我）。没有任何征兆！也许，唯一的迹象是他那篇诗学绝笔《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头年10月底，应《世界文学》编辑刘长缨之邀，我为他们的“中国诗人与外国诗”栏目组稿，我首先约了西川和海子，西川寄来了《庞德点滴》，海子也很快从昌平给我寄来了他这篇文章（写作时间是1988年11月16日），我一看，文中充满了语言破裂的迹象，如“这个活着的，抖动的，心脏的，人形的，流血的，琴”，如“诗，和，开花，风吹过来，火向上升起，一样”，等等。我当时就有些诧异，但我特意告诉刘长缨这不是语法错误，这是诗人有意这样写的，请一定照原文发。刘长缨听了我的话，该文后来一字不动发表于《世界文学》（双月刊）1989年第2期。在这之前，我也告诉了海子这个消息。但他没有再回信，很可能，那时他已将一切置之度外了。他在他精神的黑夜里“流着泪迎接朝霞”，他要做的，是以他的身体本身来对他心目中的“伟大诗歌”进行最后一次冲刺！
这里还有一事，也就在海子自杀前不久，芒克等人开始筹划一个大型“幸存者”朗诵会活动。“幸存者”是1988年由芒克、唐晓渡、杨炼等人发起的一个北京诗人俱乐部，我是它的首批成员（“幸存者”是分期分批“发展”的）。我当然很尊重芒克，也知道他的诗歌贡献包括他在《今天》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不过，第一次在芒克位于劲松的家里开会时，我心里就有些打鼓，因为芒克宣布了“组织纪律”，如果三次缺席，就要被除名。会上，我对“幸存者”这个名字也提出异议，多多也接着插话，说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什么“幸存者”，“嗨，你都这样了，怎么不是呢”，芒克赶快出来打断了我们的“异议”。纵然有所保留，后来我还是很认真地参加了“幸存者”的活动，也曾在我家举行过两周一次轮流的聚会（那次聚会的情况见我七、八年前写的《火车站，小姐姐……》一文），我和沈睿甚至冒着风险托人在一个印刷厂偷偷免费印了一期“幸存者”杂志。到了4月份，朗诵名单定下来了，我一看，有点惊讶，因为上面没有我，也没有西川、莫非、童蔚等（我想海子如活着，也肯定不会有），我在诗刊办公室找到晓渡，晓渡解释说“可能是因为你有口音，芒克没安排吧”，“那么西川呢，他也有口音？”我回到家后，一时性起，就给芒克去了一封信，以傲然的口气（当然现在看来也有点可笑）宣布从此退出“幸存者”。据说芒克接到信后，气得他老兄够呛，拿着信跑到同样住在劲松的晓渡家的二楼下，嚷嚷着喊他下来，要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这么一回事。我想我没有必要再和这些事情搅和在一起了。那就让我们各自走自己的路吧。我只知道那次芒克组织的朗诵会很成功，据说多多在台上一度声音哽咽，说出了他对海子之死的自责和愧疚。我知道他会这样，每个活着的人也应该这样。到了五月初，我和西川等人则参加了另一场纪念五四的大型诗歌朗诵会，当时一位著名话剧演员朗诵了我的《诗歌——谨以此诗给海子》，这首诗本来是我在海子死前的前两天写下的，它是我在那些日子里内心危机的产物，海子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我忍着泪加上了这样一个副标题，把它献给了死去的诗歌亲人：“诗歌，我的地狱/我的贫困/我的远方的风声/我从来没有走近你/我的从山上滚下的巨石……”朗诵会上，当这声音传来，我已不能听，我一个人来到礼堂外面那昏暗的过道里。我自己已不能承担那声音……
而接下来的一切，都在一禾整理海子遗稿期间忍痛写下的这句诗里了：“今年的雷霆不会把我们放过”。写下这话的诗人果然没有被放过：他死于脑溢血。他定格于永远的28岁（“韵律护住了他们的躯体”）。而那雷火仍在高空驶过，仍在无情地、更无情地寻找着我们……
难忘的，还有那一年那些荒凉的冬日夜晚。朋友们都四散了。曾经磨得滚烫的钢轨已渐渐生锈。我也没有了工作。但还有“一张松木桌子”，桌子上还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各群岛》、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安全通行证》、米沃什的诗及诗歌自传《诗的见证》，等等。在西单白庙胡同那座有着低矮屋顶的老房子里，一夜夜，妻子和六岁多的儿子已在里屋入睡，而我彻夜读着这些书。有时我不得不停顿下来，听着屋外那棵大枣树在寒风中呼啸的声音，有时读着读着又无言泪涌。我感到了那些不灭的诗魂在黑暗中对我的“目睹”了。我在深深的愧疚中意识到了我们那被赋予的生命。我写下了我那首《瓦雷金诺叙事曲——给帕斯捷尔纳克》：
闪闪运转的星空，
一个相信艺术高于一切的诗人，
请让他抹去悲剧的乐音！
当他睡去的时候，
松木桌子上，应有一首诗落成，
精美如一件素洁绣品……
但问题是，我们的那些苍白文字能否抹去这悲剧的乐音？我们能否绕过这其实永远也无法绕过去的一切？我们又能否忍受住我们那内在的绞疼而在中国继续去做一个所谓的诗人？
1992年元月初的一天，家人借来一辆车送我去首都国际机场。在几乎无望地折腾了一年半之久后，我终于拿到了护照和去英国的签证。车从西单白庙胡同（它现在已永远从北京市区地图上消失了）里出来，沿着冬日的长安街越过西单路口，越过高高的电报大楼，越过故宫的红墙……而我在心里和它们一一道别时也知道了，正如我在去伦敦后所写下的，无论我去了哪里，“静默下来，中国北方的那些树，高出于宫墙，仍在刻画着我们的命运”。
2011，7，北京
（《文学界》2012年第2期“王家新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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