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爷爷的记忆好极了，有一次一家人都出去吃饭，他回来晚了没带钥匙，等待的时候就在心里默背字典。他的外语和文笔也很好，我的姑姑过80岁生日时想要我祖父当年的硕士、博士论文当礼物，我先生就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把这20年代的资料找出来，他看了之后说，这怎么可能是个中国人写的英文？写得这么好。
我还想起一本英国人写的索尔仁尼琴传记中的一个细节：索尔仁尼琴是带着狱中写的长诗出狱的。他在监狱里每天要垒砖，每天默念这首诗，诗越写越长，他又需要不断重复前面的再往后进行。他用面包搓成各种形状做记号，诗分行时什么形状，诗句时什么形状，别的犯人以为他祷告呢，其实他在写诗。每次修改全在脑子里进行，因为没有笔也没有纸。这个细节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觉得我爷爷也一定做得到，就让陆焉识也这么做了。这个情节读起来是梦幻的，实际是有现实性的。
读书报：书中陆焉识留学海外时结识的大卫·韦的势利、猥琐与陆焉识的理想主义、清高似乎代表了中国社会两类典型人格，后来，被政治运动吓怕了的冯子烨(陆焉识之子)和大卫·韦似有异曲同工之处。
严歌苓：对对，一旦大卫·韦从他为之狂热的东西中觉醒过来，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世俗的人。某种意义上，活在现代社会的子烨比大卫·韦还要现实，他比大卫·韦那个时代的人要圆滑，而且他会感觉自己更无辜。子烨还不如大卫·韦快乐呢。 读书报：你曾在上海生活过，所以书中对上海生活的种种细节描写应该不难，青海部分的描写怎么办？
严歌苓：我为此专门去过几次青海，看了已经废弃的当年的监狱，找到劳改干部们了解当年的生活状况。最有用的还是那本当年一位犯人的狱中笔记，我十几年前就拿到了。其他的，有些是凭想象去写。
看了这本笔记之后我愈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要质疑，要一个人独立于一个群体之外，这是应有的精神。中国的知识分子永远不能像笛卡尔那样，说一切都是可怀疑的，只有怀疑这件事本身不可怀疑。逐渐地，他们成为很驯服的一群人。而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以你买几套房我买几套房为荣，哪里还有真正的知识分子？
读书报：说说你对陆焉识在书中的感情的看法吧。
严歌苓：真实的情况是，我爷爷当年在国外确实遇到过一个女孩，不过不是书中那个意大利人，她是个天津人，不见得比我奶奶好。
书中的陆焉识每做一件恩娘(陆的继母)权力紧箍咒之外的事情就会有得到自由的错觉，其实这是误区。他内心对婉喻(陆的妻子)的爱是被这种误区封起来的，他从来没有好好欣赏过她，他觉得反正她是你们推给我的，强加给我的都是不好的。对婉喻之外的那些女人，陆焉识非常主动，心灵对这些女人是打开的，感情处在准备好的状态。他误认为这就是自由，但要他跟她们中的一个结婚他又不干，他认为婚姻就是有个人令他可怜到愿意陪她熬着，两个人就这么熬到底。陆焉识的内心其实是东方传统的一面和西方自由的一面纠结在一起。他太善良了，十几岁时拯救他的恩娘，进而拯救出一个奴隶主，之后他的所有命运都是无可逃脱的。
读书报：除了爱情，书中有好几段对友情的描写，特别是劳改营中梁葫芦和陆焉识的交情以及陆焉识和邓指导的交情，这些人物都有原型吗？
严歌苓：没有原型，这些人物都是我创造出来的。我曾走访过一些当年劳改干部的后代，觉得他们很朴实，不该这么糊里糊涂地在那边生活。当年一场扩大化的肃清活动，犯人增多，看守犯人的干部也增多，哗哗几车皮拉过去，使得双方都变成无期。像陆焉识那样的犯人一批一批地走了，他回到上海成了一个永远也赎不清罪的家庭罪人，而这些劳改干部则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外部世界。
读书报：书中的陆焉识后来是渐渐丧失了视力，而婉喻则是失忆症，渐渐忘却记忆，这种设计有点意味深长。
严歌苓：这个我是有些特别用意的。人在某种缺陷状态下，比如我爸爸的耳朵近乎全聋，很难跟他说句话或聊点儿什么。他整天戴着耳机听音乐，心里充满音乐，偶尔会冒出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某种解脱或者自由。他不需要考虑太多“你们”，他只在内心跟自己说。失聪失明或者失忆的人就能够有这种状态。
有个朋友告诉我，她照顾着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老人夜里喜欢把房间里的东西搬来搬去，她有张像是跟你开玩笑的特别诡秘的脸。你问她你到底要找什么呢？她也不知道。我就想，她肯定像要找出一个使她能够走出这种混沌状态的坐标，她总觉得有个罗盘丢失在哪里了，如果她能找到，一切就都清楚了。后来，我把这个听来的细节用到了婉喻身上。
读书报：回到上海的陆焉识在教邻居小孩学英语的时候，说毛主席不是专家，他儿子冯子烨和他争论这件事时有一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中国就没有就事论事的事情！目不识丁的掏粪的人，都晓得一句话不在表面上说什么，要看字面之下说的是什么。”这几乎概括了陆焉识命运颠沛的原因。
严歌苓：陆焉识一直是个局外人，他身上有一种天真，这种天真使得事实上每个邻家的小孩子都会比他更圆滑更明白──事情不是这么回事，看上去是这么回事，但不是这个意思。这种天真中包含了我对祖父和爸爸的理解，也有对我自己的理解。我们严家三代或多或少都有点这种精神，当然在祖父那一代表现得最明显。
读书报：你曾说“没有父亲的影响就没有我这个作家”，具体说说你的父亲萧马先生对你写作上的影响吧。
严歌苓：他让我知道好剧本应该是什么样子。记得我第一次写电影剧本是改编父亲的短篇小说《无词的歌》，当时已经写了一多半了，他看完之后说，我重新写一遍。写了一多半以后他对我说，你看看，写剧本应该是这个感觉。我一看，哦，太惭愧了。后来我开始写小说，他始终关注我的作品，会直白地把感觉告诉我，针对某部作品的某一行某一段很具体地说，这里可以算是败笔。或者，《谁家有女初长成》的败笔不少，你要好好改一改。
读书报：写作过程中会对书中人物动感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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