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节，很“南”
诗歌节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对于活动执行总监宋子江和节目总监王淩来说，今年的一切都来得万分惊险。由于香港局势紧张，直到诗歌节开幕的前一天，活动场地才全部确定下来。原本分散在各所大学举办的活动，被迫紧急更改了好几次地点，宋子江忙得焦头烂额，最后一天，终于确定全部转移到饶宗颐文化馆，“如果我决定晚一点点的话，文化馆场地就被人拿去了”。
内地分会场的状况也是险象环生，有些合作方临时生变，突然退出，深圳分会场最后一刻才确定下来。王淩介绍说，团队经历了很多突发状况，经常紧张到睡不着觉，一边担心分会场出问题，一边也担心诗人签证出问题。
由于诗歌节的松散组织结构，导致人力资源匮乏，整个诗歌节具体执行人员只有三四人，加之诗歌节成立基金会后从香港中文大学中“独立”出来，往年港中大给予的人力、行政和财政等支持相对减少，导致现场翻译和志愿者数量都严重不足。往年都会安排优秀学生做译者和助手，负责论坛现场翻译和中国诗人的陪同翻译。但在今年，大陆学生都提前返回大陆，本地学生又不愿来，导致论坛现场基本无人翻译，极为考验现场观众的英文水准，而大部分中国诗人都听不懂国外诗人的发言。很多时候，论坛主持人或主办方人员都会充当救火队员，临时上阵担任翻译。
“难”是诗歌节的常态。北岛早年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举办这样的国际诗歌节，最大的困难就是最大的满足感。”
2007年，北岛结束近20年的欧美漂泊生涯，定居香港，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在欧美期间，北岛应邀参加过大大小小的国际诗歌节，他萌生了在香港创办诗歌节的想法。在中文大学的支持下，首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另一种声音”于2009年举办。七位国际诗人和十几位港台内地诗人参与了盛会，现场听众总数两千人次。
北岛回忆，“这无疑是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诗歌活动，我们决定把这一国际诗歌节固定下来，每两年一届”。
在繁华的香港，诗歌的土壤异常贫瘠，办诗歌节面临最大的实际难题是资金问题，具体统计下来，包含所有诗人和音乐人的机票、酒店、食宿、交通、场地、各界嘉宾和合作机构的费用等等。而在寸土寸金的商业都市香港，举办大型活动的成本异常高昂，对组委会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开销。
前几届诗歌节，除了港中大文学院投入部分资金，主要依靠北岛朋友和民间人士的慷慨捐助，过程异常艰辛，诗歌节在有限的资金下惨淡经营。为了给诗歌节筹款，北岛经常要亲自出马“广求善财”，他希望那些有情怀的“有钱人”把更多钱投入到文化事业。多年来，在北岛诗歌理想精神的感召之下，匡时国际董事长董国强、廿一文化董事长李威、斑马谷文化创始合伙人萧大忠等一批文化商业人士，始终是坚定不移的支持者。
诗歌节团队一直面临着筹款压力和艰难时刻，有一两届临到举办了，还有一二十万资金缺口，北岛只好临时找钱，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在王淩的印象中，北岛这十年做的最多的三件事就是：卖字、卖画、到处“化缘”。
在艰难的资金状况下，诗歌节撑了下来，规模也越做越大。2017年诗歌节过后，北岛有个感受，希望能持续做下去，打造成亚洲最好、最有影响力的诗歌节。但2017年成本花费巨大，而北岛即将从港中大退休，资源方面无法再主要依托文学院。为了寻求更多的资金渠道，也为组织工作更加规范化，北岛与团队决定参照国外各大文学节的做法，为诗歌节成立专门的基金会。
2018年初，北岛、王淩、宋子江三人注册成立了香港诗歌节基金会，北岛为创会主席，王淩担任秘书长，宋子江任副秘书长，2018年下半年，何依亭正式加入，担任行政及项目主任。王淩原本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做讲师，是北岛的同事，对钱的事情几乎一窍不通，接触到相关业务才了解到，很多基金会一开始就有庞大的理事会，有资金注入才去打造品牌，而相关诗歌节基金会则是个特例—先拥有品牌，却一分钱都没有，连办公室都没有，需要找香港朋友的地址作为基金会地址去注册，用王淩的话说，一穷二白。“后来北岛老师奇迹般地化缘化回来一间办公室，我们才有了办公地点。”
2018年初，北岛、王淩（右三）、宋子江（右四）注册成立香港诗歌节基金会
基金会积极谋求跟香港政府合作，作为非营利机构，基金会获得了香港政府的免税许可资质，以此向康文署申请免税文化资助，在申请场地和获取捐款时能够获得税费减免待遇。同时，基金会成功申请了香港艺术发展局的配对资金。2019年，王淩先找来一笔资金，根据1：1.5的配比，申请到香港艺发局1.5倍的资金，加上港中大资助的50万，今年诗歌节的全部资金终于到位，保证了诗歌节正常运转。
为了申请政府资金，基金会准备了200多页的英文材料，申请过程非常艰难，但有了这个先例，将来再申请政府资助就容易得多。不过，政府对于资金的走向有严格的规定，诗歌节需提交审计报告，政府有专门的审计师进行审核，每一分钱都要审计，“你拿了这个资助，就要按照你的项目申请内容严格执行，你做哪些内容，就只能花在哪里，不能花在别的地方。”宋子江介绍说。
基金会另一项重要的任务是成立了专门的理事会，由董国强担任理事长，李威担任副理事长，一些从前持续给北岛帮助的文化商业人士纷纷成为理事。目前共有30位理事，每位理事入会都会有一笔捐款，能够维持基金会的基本运营和人员开支，诗歌节此前松散的“化缘”模式基本终结，理事会成为重要的资金来源。
从0到30，王淩说“过去想都不敢想”。她感谢理事会理事的付出，“这两年经济不好，他们真心热爱文化，尊敬北岛老师，出钱出力。大家都在北岛的人格魅力和使命感感召下，以理想主义情怀去做事”。
基金会的效应正在显现。2019年11月2日，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十周年慈善晚宴在上海举行。北岛从陈丹青、姜文、芒克、毛焰等一众文化名人处征来的29件艺术作品，通过线上线下同步竞拍的形式进行了公益筹款，募得一笔可观的资金。其中，高晓松以68万的高价拍得了北岛的诗作《回答》手稿。
让王淩感到欣慰的是，下一届诗歌节的资金提前有了着落，往年艰难的情况终于得到了缓解。回首来时路，王淩感慨，“你发现想保持诗歌节的高水准，分分钟都在花钱，这是避不开绕不过的一个很现实的东西。说老实话筹款是全天下最难的事情，如果有第二次选择的话，可能我不想再做了。” 不过，即便开始有了正规的公司运作和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宋子江仍然认为，跟更大众的香港艺术节相比，公益性的诗歌节仍然显得小巫见大巫，“请一个波士顿交响乐团来，就等于一个诗歌节的钱。” 在诗意与理想熠熠发光的主舞台之外，一部香港诗歌节的筹办史，几乎演变成一部与资本缠斗的“血泪史”，诗人北岛不得不在他时常引用的里尔克的“古老的敌意”中，体会资本与文本的奇特关系。
2015年，北岛在书面回答凤凰文化记者有关“如何看待资本、权力与文化艺术的关系”的提问时，曾经如此作答：“前两届诗歌节得到基金会的赞助，但这届除了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的支持，主要来源是朋友们分别慷慨捐助。筹委会成员都是义务的，这是诗歌节理想中的一部分。至于资本、权力和文化艺术划分得很清楚，没有‘勾结’的背景。”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评论道，如果时代要求北岛一定要保持他从八十年代以来一直以来的某种精神标杆形象，或一直保持某种斗士的姿态，“这是很蠢的”。“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在一切为了‘诗’的前提下，这十年北岛把自己的价值从另一方面最大化，他有这个能力，既聚拢诗人，也找来资金，这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另一种创造和反抗”。
诗歌何为？
从2009年起，北岛连续发起了几个项目，从诗歌项目“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和“国际诗人在香港”，到《给孩子的诗》、《给孩子的散文》和《给孩子的古诗词》等一系列“活字文化”丛书，“如果回头看的话，脚下有一条清晰的印迹。这是我的社会理想，也是我的私人写作状态的互补。”
刚在香港居住时，北岛对于这座城市有很多误解，后来了解香港的历史，北岛感到“惭愧”。内地人眼中的弹丸之地、文化沙漠，原来曾经是无数文化人的过路码头、临时避难所或最后归宿。
“在海外漂泊了二十年，命运冥冥中把我带到香港，在此安家落户，这是宿命。在寻找自身定位的同时，我也在寻找香港的文化定位。”
他难忘老报人萨空了先生上世纪30年代末的预言：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至少将有一个时期要属于香港。香港的文学与文化曾几度繁荣，花开花落，北岛看到的却是，不仅萨空了的夙愿至今并未实现，还不得不面对更加残酷的社会现实：金钱就是上帝，两极分化深如沟壑，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正在禁锢文化，年轻人面临恶劣的文化生态环境。
“他们的创造性与想象力被资本被父辈被媒体被网络劫持了。他们没有好奇心，没有视野，没有读书欲，没有独立性，没有自我表达能力，是的，他们一无所有。”北岛言辞激烈。
1970年曾在白洋淀被郭路生诗歌打开心灵之门，以“我不相信”的振聋发聩之声登上历史舞台，在随后四十年与一批诗人一同颠覆了官方话语的统治地位、推动古老汉语现代转型的诗人北岛，深知语言的巨大力量。
诗歌能多大程度上介入并改变世界？北岛持续发问。“自古以来，诗歌总是以人类苦难为源泉，成为穿越黑暗趋向光明的驱动力。而今天，在文明、历史、宗教和语言等诸多冲突中，诗歌何为？在错乱纷杂的现世的病态幻象中，诗歌何为？在土地与天空闭合的神秘时刻，诗歌何为？在追溯精神的源流中叩问语言之门，诗歌何为？”（2015年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序言“诗歌与冲突”）
北岛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为了年轻人，我们必须改变这恶劣的文化生态环境，这是每个作家与知识分子的责任。而我们能做的是，如何激发他们打开心灵的空间，诗意的空间，创造与想象的空间。”
北岛的呼声，多少有些老派知识分子的书生气和“一厢情愿”，然而却暗合了某些正在发生的现实。香港人宋子江直言不讳地说，香港不重视文化艺术，文学是香港文化界的超级边缘，而诗歌则是文学的边缘，也即“边缘中的边缘”，受众群体极小，“你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理”。
“如果平时跟人谈到文学，人家就会觉得有点怪，原来香港还有文学家啊！你一说我是诗人，别人都会这样用奇怪的眼光看你。”
宋子江的正职是在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诗歌节的工作虽是兼职，但占去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王淩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最年轻的讲师，在北岛的劝说下，2018年放弃了大学稳定的工作，担任基金会秘书长，这两年为了基金会几乎殚精竭虑，很少三点之前睡觉，11月在上海举办的诗歌节十周年慈善晚宴结束后，王淩躲到一个角落里大哭了一场。
“能坚持下来是因为尊敬北岛，觉得实在太不容易了。多年来我受到老师人格的感召，他是很有使命感的人。虽然时常想放弃，但回首这两年，我不后悔，它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
宋子江觉得，做诗歌节的这帮人，是香港少有的“理想主义者”。偌大一个诗歌节的具体执行工作，全部由屈指可数的几位基金会成员和外聘人员负责。诗歌节是公益项目，不能商业化，因此报酬并不多，但大家似乎都不太在意，这在“时间就是金钱”的香港几乎无法想象。“就是觉得好玩，在香港很少这样子的，就是不计较钱。出于对诗歌、文学、艺术的热爱，去付出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做事情，这一点是吸引我们大家最重要的因素。”
北岛曾说，“如果全球化是大陆，那么诗歌就是岛屿”，岛屿之上的诗人们，仿佛一个孤独的隐喻。诗歌的小众化和边缘化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事实上，在大部分国家，“诗人”并不能算是一个职业，绝大多数诗人都有正职或身兼数职，从事的行业五花八门，通常包括大学教授、文化机构负责人、译者、跨界艺术家等，也有工人、律师、教师、护士等，甚至还有地质学家和物理学家。诗人几乎无法完全依靠诗歌为生，除非功成名就，誉满天下。
诗人甘德以诗集《陪伴》获得2019年普利策奖，他透露因为得奖，《陪伴》卖得不错，但大多数诗集都销路不佳，通常只有2000-3000名美国读者购买。里斯托里奇抱怨官员贪污腐败导致塞尔维亚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在塞尔维亚，你不能只拥有一份工作，通常你得有两份工作，不然无法谋生，有工作就已经很令人高兴了”。
布兰迪亚娜则提供了一组充满讽刺意味的数字：在独裁时期，她的诗歌在罗马尼亚被禁，但诗集能卖到十几万册，可是当罗马尼亚转型为自由社会后，她的诗集却连七八千册都卖不到了。诗歌在独裁社会作为一种珍贵的隐喻而存在，人们需要通过诗歌呼吸自由的空气，而当自由真的实现之后，诗歌反而成为“一种无人问津的存在”（布兰迪亚娜语）。
西方部分发达国家的状况稍好，例如加拿大对作家支持力度很大，知名诗人可在大学教授创作课或在各地方驻站，靠活动和朗诵即可维持生计。加拿大设立了国家文化基金，大范围资助文化活动，创作者可以申请基金。美国设有一个15人管理的国家文化基金机构，资金全部来自纳税人的钱，由总统钦点基金会成员，决定如何给文化人发放资金。
与国际诗坛关系密切的诗人、译者赵四认为，这些发达国家之所以尊重文化，重视文化的伟大生产力，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经济发达之后，一切都可以文明化。”
相比之下，经济发达的香港显然欠缺对文化的尊重，宋子江认为，诗歌在香港有所存在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无论是以什么形式，是诗歌节还是一本诗刊，或者一些诗歌活动，在香港可以存在就已经很了不起，有就行了。”
但是赵四也认为，从诗歌本体的角度出发，诗歌并不宜大声喧哗，甚至永远应该处于边缘位置。“走到中心对诗和文化本身都没有多少好处，当它走到中心，必须去跟中心说话的时候，诗歌本身会受到戕害。但是诗歌在边缘要让它蓬勃发展，它会成为一个思想资源。诗歌的主要作用是改变人，人来改变世界，它是一个间接作用。”
里斯托里奇会与读者交流，她从读者那里得到不同的反应，“每一首诗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都发生了不同的转化，这正是诗歌的力量。不一定非要什么大的影响力，如果能改变一个人的情绪和思想，这就足够了”。
让甘德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正在监狱服刑的读者写信告诉他，读了他的诗后，对自身的思考有了不同角度，会重新看待自己的人生。
这让他反思写作诗歌的价值，哪怕只有一个人倾听：“诗人面对一张空白的纸，你必须在上面写上你的诗句，我们得知道自己文字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我们写诗不是堆砌词藻，我们需要帮助人们发现，这些词语的终点是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有道德感的世界。”
甘德就此认为，诗歌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但只是一点点，“一点点就够了，不一定需要炸弹那样的威力，它自己会扩展。诗歌能让读者和倾听者在道德层面上有微小的改变，这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诗歌曾经充当时代先锋，禁锢与开放的碰撞产生出一代人对于精神世界的狂热。如今，诗人一呼百应的年代已经过去，诗歌正在渐渐回归本位，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理性的回归。
北岛和诗人们也在慢慢适应这样的时代之变。在工具理性当道的今日，索性以工具为武器，在新的语境和代际中寻觅可能性，航向价值理性的终极彼岸。
诗人有了新的“武器”。自从学会使用微信以后，北岛就“与时俱进”成为一名新媒体发烧友，他格外看重公号和直播的传播效果。诗歌节的活动内容，他一条一条地群发给所有朋友，朋友圈常常小批量地刷屏。他会认真查看媒体文章的留言，即时关注每一场活动的直播数据，如果数据不佳，他会请工作人员商议如何改进。
让天水感动的一个场景是，2012年北岛突患中风，语言能力受到极大损害，次年诗歌节举办时，身体仍恢复得不太好，但他坚持尽可能多地出席，尤其为外国诗人的活动站台撑场，他知道很多外国诗人在国内没有知名度，而自己的名气能够带来观众，“他那时读诗和说话都挺费劲的，但他不想让读者错过好诗人”。
某种程度上，北岛们的努力正在得到回报。
诗歌节观众总体规模并不大，但总有不少铁杆诗歌爱好者慕名而来。有专程拖着行李箱来到现场，几乎每场活动都不落下的内地诗歌爱好者，有出生在内地、求学于美国的香港白领，还有来自香港各大专院校的年轻学生。
19岁的方梓萱（化名）在香港中文大学研习戏曲，在老师的推荐下，她迷上了安娜·布兰迪亚娜的诗歌，一首《哀歌》令她心有所动。在现场，她跟几个同学与安娜愉快地聊天，索要签名。虽然大部分香港年轻人都对文学不太感兴趣，但她认为诗歌能给心灵上带来的震撼，是现在香港年轻人非常需要的，“也许这个状态会一点点改变，因为现在他们都需要用不同的语言和文字去表达他们的心声。”
甘德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关于美国读者阅读习惯的调查，发现美国人比从前总体阅读量减少了，但诗歌阅读量反而前所未有地增加了，以年轻读者和有色人种的诗歌阅读量增加最多。甘德发现，人们感觉到在一个面临重大危机的年代，诗歌能够对自己说话。 “我们有自己的危机，比如警察、种族主义，我们有一个半疯的总统。我们生活在一个景观时代，周围世界源源不断地提供景观，他们无法抵达内心可以被触动的地方，诗歌能够到达那里，诗歌能够说出他们的情绪和心声。”
2013年，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开始了内地延伸之旅，北岛希望通过诗歌的方式，将岛屿和大陆连成一片。每届诗歌节基本会设置5个左右内地分会场，与当地书店、剧场等机构合作。诗人们分成不同组别，去到不同城市，在那里跟更多内地读者交流，所到之处总是挤满了喜爱诗歌的年轻人，他们朗诵、聆听、向诗人提问，氛围热烈—一股小小的诗歌热潮似乎正在形成。 事实上，香港诗歌节朗诵的传统、多门类艺术结合、现场的舞台感、跨界的思路、文本的传播方式等，都直接启蒙和影响了在内地做诗歌活动的思路。
出版方面，为了继续扩大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影响力，诗歌节的官方出版物在中国大陆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以“红狐丛书”的形式推出。与“活字文化”合作的“给孩子”系列已经出到了第十三种。
在基金会的蓝图中，拥有十年历史的诗歌之夜是旗舰项目，日常项目还包括“国际诗人在香港”，每年邀请一位重量级国际诗人到香港和内地做活动，出版双语诗集。明年还要重点打造青少年诗歌语文教育工作。
北岛认为，“这一系列的诗歌推广活动，面对公众特别是年轻人，强调物质化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抗衡。诗歌爱好者虽然是小众，但他们的潜力与热情不可忽视，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独立自由的精神正在改变世界。”
诗歌之夜是献给诗歌和香港的礼物，持续出刊的《今天》杂志依旧是思想的火种，“给孩子”系列则越过时代，与下一代人“握手”。更多的可能性在路上。 一如诗人在长诗《歧路行》中写道的：
「是诗歌泄露天机的时候了是时候了。」
注1：部分北岛言论引用自《古老的敌意》香港牛津出版社 2012版；
注2：图片除特殊标注之外，均由胡涛和LAI YING WAI拍摄。感谢所有接受采访的诗人、嘉宾、读者和组织者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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