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新闻界有四种报纸的副刊最为著名，即《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和《晨报副刊》。1919年2月，《晨报副刊》（当时为《晨报》第七版）曾由李大钊主编，他把副刊作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就发表于此。
自1925年10月初起至次年10月，徐志摩主要负责文艺版的编辑工作。他终于有了自己的领地，他的社会理想、政治主张与文艺观念有了充分表达的机会，编者的浪漫个性也得以自由展现。但报纸天天出，副刊几乎天天有，徐志摩感到稿件不足，但对稿件质量不肯苟且。与众人交好的他请好友来稿支持，自己也不得不大量写稿。
结束1925年春天的苏俄旅行之后，徐志摩曾对苏俄的社会现状作了记述和批评，随后在《晨报副刊》发起了“苏俄仇友”的讨论，在崇苏的氛围中显得较为特别。在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期间，先后有两场波及不同倾向的知识分子与文艺团体的争论，虽然徐在争论中身兼鼓动者与和事佬的角色，但还是明显展现了他在政治、思想和文艺等各方面的态度。
1926年4月1日，《晨报副刊》专栏《诗镌》问世，徐志摩与闻一多轮流编辑。《诗镌》创刊号几乎成了“三一八”惨案纪念专号。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卫队屠杀游行请愿的群众。徐志摩写下《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闻一多、饶孟侃、杨世恩等人也发表诗文谴责北洋政府之暴行。
这一时期的《晨报副刊》中，常能见到“志摩注”“志摩附记”字样，这几乎是编辑的特权，每当在来稿中遇到想表态的话题时，徐志摩便写下有时比原文长的“附注”。张奚若来稿，一千多字短文《副刊殃》，编辑徐志摩一口气写近两倍篇幅的附注，自解“长得荒谬的大尾巴，往往因为太长了拖在背后其实不像样，爽性甩了它过来安在前面当幌子用”。画家刘海粟来稿，一千来字的短文《特拉克洛窪与浪漫主义》，编辑徐志摩极感兴趣，又写三千字附注，因这“编者按”实在篇幅离谱，他直接另取标题发表。
“每天早晚报馆送来总是一包，通信人大都是‘神交’，不相识的，各式各样的字体，各式各样的文体，各式各样的信纸信封。”接手《晨报副刊》后，喜好收信的徐志摩收到大量来信，除了来稿，有不少读者来信抱怨编辑附注太长太多，也有来信批评他滥用编辑职权成天滥写。徐志摩连忙在报刊上向读者致歉，之后副刊里的“附注”便少了许多。
但在编者按中，也有对青年作者的推荐和保护。他作短文向读者和文学界介绍青年作家沈从文的散文之美。当时沈从文在文坛只是边缘人士，在北京生活困窘，而被徐志摩夸的稿子又出了一稿三发的失误，忧心为他人言语，写文给徐志摩在《晨报副刊》发表声明说明缘由，落款“于新窄而霉斋”。编辑徐志摩在刊登作者声明后，又加了一节温厚的附言，给年轻作者以宽慰，又向读者肯定沈的才华，最后以一段俏皮话盈盈收尾：
从文：
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劝我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就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搀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我想另一个办法是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得比乱登的办法强些。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
志摩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前后只出了11期的《诗镌》贡献极大。徐志摩联合闻一多、朱湘、孙大雨、饶孟侃、杨世恩等诗人，在《诗镌》上倡导新格律诗的理论，进行创作实验。闻一多在《诗镌》提出“乐音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和“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成为新月派诗歌理论的核心。
此前，无论是胡适、刘半农、刘大白等早期白话诗人，还是后来的郭沫若等自由体诗人，都没有认识到新诗之形式美的重要性。1922年前后的五六年间，诗人诗作如雨后春笋，可读的却非常少。从1920年代初期起，一些诗人提出重造新韵，但真正使这一设想具体化、系统化并付诸创作，是到《诗镌》才开始。
“单讲外表的结果只是无意义乃至无意识的形式主义。”徐志摩也对闻一多的理论作出部分修正，坚持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一首诗的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在倡导新格律诗的实验中，徐志摩的诗风有了明显变化（尽管他的诗作在形式上与闻一多倡导的新格律诗有较大差异），从感情无羁的奔涌到注重音韵和节奏，作品进入另一境地，从而在中国1920年代的新诗坛上进一步巩固了地位。
▲《草上的露珠儿》手迹 图/《徐志摩全集》
5
“Kissing the Fire”
“在当代中国文学领域，大概没有哪个文体在审美判断上遭遇到比新诗更严重的分裂。当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敲击回车键的方式来写诗，当文本细读变成语焉不详的赏析和高深莫测的黑话，当无数的诗歌奖颁给了无数的诗人，当大量水平参差佶屈聱牙的译诗集被捧作现代诗的典范，读者确实很难分清哪些诗人是江湖骗子，哪些诗作又不过是皇帝的新衣。”几年前，诗人、评论家张定浩写道。
“最初写诗和对文学感兴趣，我其实是因为徐志摩。”在上海巨鹿路《上海文化》的办公室，张定浩对《南方人物周刊》表示，这天下午他在做杂志的编务工作。中学阶段，他在县城读书，能接触的文学书少，但偶然读到《再别康桥》时，他忽然有奇异的感受。“诗是让你可以有感官性反应的，现在类似《再别康桥》这种的诗歌语感和节奏似乎很平常了，但这正是因为诗人的努力，才让这种音乐性慢慢进入语言的日常化。”
在他看来，徐志摩这位新诗早期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在今天几乎被学院习诗者羞于提及，因为在文学史上，他所隶属的19世纪浪漫主义诗学传统，被描述成被法国象征主义和英美现代主义诗学迅速替代的过程，仿佛某种被时代淘汰之物。但悖谬之处在于，在那些没有受过文学史训练的普通读者那里，徐志摩最好的一些诗仍在流传，一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比如那首《偶然》。
“当代很多诗人，名气很大，圈子里都知道，但你能不能即兴背出他的四行诗来，或者想出一个可以背出他四行诗句的当代汉语诗人？我觉得非常困难。我们现在头脑里知道一些诗人名字，但他们的诗没有进到我们心里。徐志摩的诗歌有能力自己生成翅膀，进入陌生人的心里，不是靠他的名声。他最后并不是活成了一个诗人的名字，而是化在无数能自己飞翔的诗句里。”张定浩说。
到复旦读中文系硕士后，张定浩第一篇论文写的就是徐志摩，心里像还债，也借机系统看了徐志摩全集，知道他在诗人之外的多重身份与多彩人生，更感受到句子背后的分量。他觉得徐志摩在《猛虎集》时的诗艺已臻成熟，但诗人去世太早。徐志摩写过几次康桥，早年到英国留学时写过诗，后来又有一篇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再到《再别康桥》，“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主题一直在他心里，一首好的诗歌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很多时候是反复打磨的结果。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不是很轻松愉快的，而是有很多悲哀和沉痛，但在他那里，所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他把沉重隐藏在其中，转化成一种音乐性的轻盈，按照辛波斯卡的话说，是‘竭尽全力保持轻盈’，这个力量是很强的。”
在他看来，徐志摩的个人生活遇到各种挫折，但始终热情面对生活并做实事，“并不是像后来的很多诗人，从个人生活的不幸里寻找养分，在受虐的感觉里找到一种写诗的能量。徐志摩和新月诗派，在中国新诗史上是很可贵的存在。新月派的诗人，除了徐志摩，不管是林徽因、梁实秋还是陈梦家乃至沈从文，他们在各自领域让自己成为一个完整健全的人，这也是浪漫主义对人的期许，他们相信人的力量足够强大，完全不同于1980年代一些只是为了写诗、个人生活一塌糊涂或私生活很混乱的诗人。我觉得早期新诗作者的目标更大一点，并不只是要写出好的诗来，他们希望通过写诗这个事情，对整个人生有所改变，对生活有所改变。”
▲徐志摩给林徽因的信 图/《徐志摩全集》
在《晨报副刊》的前后两年多里，徐志摩的诗文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他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于1925年出版，确立了他在诗坛的地位。诗集《翡冷翠的一夜》中的大部分和《志摩的诗》中的部分诗作，都是这一时期的收获。散文集《落叶》与《巴黎的鳞爪》先后出版；《自剖》集中的大部分篇章也作于这一时期，还有许多抒情散文般的书信与日记。全集一半以上的文字，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正是这些流露情感、表达观点的诗文，展现出一个饱满的徐志摩。
“他（徐志摩）好像时时刻刻都在惊奇着。人世的悲欢，自然的美景，以及日常的琐事……他天天都是那么有兴致。”作家梁遇春是徐志摩在北大英文系任教时的学生和《新月》月刊的作者之一，曾著文写一个场景，“三年前，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拿着一根纸烟向一位朋友点燃的纸烟取火，他说道：‘Kissing the fire’。这句话真可以代表他对于人生的态度。人世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是敬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火焰里去，因此过个暗淡的生活，简直没有一点的光辉，数十年的光阴就在计算怎么样才会不上当里面消逝去了，结果上了个大当。他却肯亲自吻着这团生龙活虎般的烈火。”
在宋炳辉看来，真诚地袒露自我个性，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是一种时尚，它的魅力也正在于其所体现的勇气。在“五四”一代的作家中，乃至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没有谁比徐志摩在爱情至上和爱情神圣的观念上走得更远。宋炳辉在传记里花了一章讲述徐志摩对浪漫之爱近乎宗教崇拜的强调，他对爱的推崇备至和无所畏惧的追求，正是在对立于中国礼法传统的基础上所确立的崭新人生理想。这一理想本身虽然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气息，但在整个时代大潮中，它的意义却远超个人。
与革命和战争相比，浪漫的恋爱自然更容易说到做到。这并不表明诗人缺乏对抗旧秩序的勇气，只是他表达勇气的方式不同。“他在短暂的生命中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从而使他的人生呈现为一个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者的完整形象。他把一个完整、统一、赤裸的自我作为一个活的象征，投入时代与社会，用自己的生活及其创作，竭其终生之力倡导和高扬他的信条。”
艺术创造和婚恋遭遇，公共和私下的生活，作为时代思潮和作为个人信念的浪漫主义，对徐志摩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一个人其实是不断生成的，在吸收信息、表达生命体验的过程中，不断地塑造出新的自我。徐志摩这样开放的人，当然有一些变化，甚至是多变，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宋炳辉说。尽管如此，他认为徐志摩的生命里有一种不变的浪漫主义精神，“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分析浪漫主义的核心价值——为了一种理想，不管是什么理想，可以是爱情、革命，他愿意付出所有，哪怕为了抵达片刻的理想状态，他也可以把一生全部付出，不计成本、不权衡利弊。”在这个意义上，徐志摩的创作、生活和社会活动，“恰恰都在贯彻浪漫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
6
诗人志摩：康桥与漫游
爱是建设在忍耐与牺牲上面的。
——徐志摩 《眉轩琐语》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徐志摩 1928年，《再别康桥》
1928年6月16日，徐志摩从上海出发，踏上赴欧的旅程。新婚后在上海一年半的生活不如他期待的那样平静与幸福。一方面，北伐军挺进、北方政府崩溃，社会动荡不安，老家的婚房被当地“流氓”霸占，父亲受扰，而徐志摩赴京一时已无可能，混乱期只能留在上海租界。另一方面，他与陆小曼都顶着极大的社会压力成婚，婚后生活却浑浑噩噩，能创作的时间很少。二人拼尽全身气力实现浪漫之爱后，发现接下来的生活并不容易。
6月25日，在海上，他给陆小曼写信，“在船上是个极好的反省机会，我愈来愈觉得我俩有赶快wake up（觉醒）的必要。上海这种疏松生活实在要不得，我非得把你身体先治好，然后再定出一个规模来，另辟一个世界，做些旁人做不到的事业，也叫爸娘吐气。我也到年纪了，再不能做大少爷，马虎过日。近来感受种种的烦恼，这都是生活不上正轨的缘故。”
取道日本、再到美国，横渡大西洋，到达英国与欧洲大陆，穿过地中海到印度，最后从南海回国，徐志摩绕了地球一周，大致是他早年求学时的路线，日本也是他与泰戈尔的同游之地。故地重游、旧友相聚是他这次旅程的主要目的。比起1925年的出游，这次旅行有个很大区别，他不再盘桓在他崇拜的故人墓前——当时一边被鲁迅著文嘲笑，一边也自嘲确实像“挂清明”。这一次，他忙着和现世的人们相聚。
再回康桥，整整六年，徐志摩从无忧学生成为一位有沉甸甸经历的诗人、教授。由于没有提前和朋友说，到康桥时，老友们都不在，他便在校园转了转。在英国时，徐志摩拜访了老师罗素，二人彻夜长谈，哲学家辛辣幽默如以往，待他温厚。徐志摩原以为能在康桥见到狄更生，但狄更生已在法国，徐经巴黎、杜伦、马赛准备乘海船回国，一路电报与之联系。狄更生竟一站一站地追这个年轻人，最终在马赛相见。这位当初把徐志摩介绍进皇家学院，使他得以进入康桥文化圈的英国老人，不辞辛劳赶来与他告别。结束整个旅程后，1928年11月6日，他在南海上写下了《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诗句极轻盈，广为传颂，有诗人的无限眷恋、无限落寞与温情。这首诗最初刊登在12月10日的《新月》月刊上，后收入《猛虎集》。回国后，他继续教书和办《新月》。1927年7月1日，新月书店开张，后来出版了大量文学作品，次年3月10日，徐志摩与胡适、梁实秋等人办的《新月》问世。张奚若曾说徐志摩是个“一生没有仇人”的人：“别人不能拉拢的朋友，他能拉拢；别人不能合作的事情，他能合作；别人不能成功的地方，他能成功。你看那《新月》月刊，新月书店，《诗刊》种种团体工作，哪一种不是靠他在那里做发酵素，哪一种不是靠他在那里做粘合物。”
这一次旅行中，徐志摩在探望泰戈尔及恩厚之夫妇时，也探访了他们在印度和英国建设的农村理想乐园。彼时国内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他想，泰戈尔的农村复兴计划也许能为中国提供一种救渡的可能。泰戈尔的农村复兴计划已实验多年。早在1924年访华时，泰戈尔就有意将他的山迪尼基顿计划在中国来个翻版，中国人中的知情者只有徐志摩、张彭春等几人。这次旅行回国后，徐志摩与张彭春等人在江浙两地实地观察，想选浙江为实验区。
上海的生活还在等着他，自1927年秋以来，徐志摩先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任教授。1929、1930年，他继续在光华任教。光华的教学让他感到一种少有的乐趣，这对处于烦恼中的徐志摩来说格外珍贵。后来他致信陆小曼，“我决意去外国时是我最难受的表示。但那时万一希翼你能明白我的苦衷，提起勇气做人。我那时寄回的一百封信，确是心血的结晶，也是漫游的成绩。”
▲徐志摩与陆小曼在西湖畔 图/Fotoe
似乎在这一时期，只有学校才能让徐志摩恢复以往的光彩。在光华大学听过徐志摩讲课的赵家璧回忆，那位长着白皙的脸、戴一副玳瑁眼镜的年轻诗人散发着蓬勃生气。徐志摩在光华英文系开设了《英国文学史》《英美散文》《文学批评》等课程。“他踏进课堂，总是把隐藏在他长袍袖底的烟蒂偷偷地吸完最后一口，向门角一丢，然后向我们打开话匣子。他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时而用带浙江口音的普通话，时而用流利的英语，真像是一团火，把每个同学的心都照亮了。”
1930年春天，徐志摩把班上的学生带到校园里的树荫草地间讲课。每天早上，学生们在校门口等候徐志摩的汽车到来。师生漫步走过篱笆，爬越小泥山，跨小溪，来到一片树林中的古墓前。他身靠古墓前的古槐，学生分坐在树荫下的石条上，头顶是满天绿叶，有鸟歌唱。徐志摩吸完最后一口雪茄，便开始讲课，他给学生们念赫德生（W.H.Hudson)的《绿色大厦》和《鸟与人》，讲泰戈尔如何喜爱赫德生：“你们假若能去泰戈尔创办的那所国际大学，住上一星期，你们才会感到宇宙万物的可爱。我们要回到自然界去，这世界实在太脏了，什么地方都是丑的。”
而每当走出学校，生活的烦闷与苦痛又等候着他。1929年1月9日，恩师梁启超病逝。1931年2月下旬，徐志摩在胡适等好友的劝说和安排下离开上海，赴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他原想举家搬迁，但妻子不愿离开上海，他便独自北上。1931年上半年，他在北京上海之间的奔波有八次之多。家中开支大，徐志摩已做起房产生意，且生活节俭。这年下半年，他又兼任了南京中央大学的教职，开始了北京、上海和南京三地奔波的生活，直到登上1931年11月19日的那趟飞机。
此后三日胡适收到的电报摘录如下：
11月20日下午2点35 分：“志摩到否，乞复。曼（陆小曼）。”
11月20日下午4点30分：“徐志摩无恙否？电华龙别业陈小蝶。”
11月20日下午6点45 分：“志摩不在，昨天纪念飞机失事，生活中最让人难过的消息，罗莎琳德歆海（张歆海）。”
11月21日中午12点50 分：“转胡，志摩罹难，国人悲恸。小曼将来，当共善后。美（邵洵美）。”
11月22日下午4点10分，在济南处理善后事务的张慰慈等发给胡适电报：“胡适，摩体尚完整，昨晚己验，今晚九时南里，由安口，（沈）从文在此。（张）禹九今晚到。成、慈、若。”
7
“不断被谈论，不需要统一”
1980年，沈从文作为历史文物研究者去美国讲学，在朋友王际真家，看到了自己当时向王报告徐志摩遇难的一封信。当时收到遇难电报，29岁的沈从文连夜坐火车赶去济南，为送别徐志摩做了许多事，但一直很沉默。在《北晨学园哀悼志摩专号》中，他留下的也只有电报文字。
第二年回国后，79岁的沈从文写下50年前他在友人遇难后的心情：
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徐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对我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成为一个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
在沈从文去世后，直到2002年《沈从文全集》出版，那两首沈生前从未发表的、关于徐志摩的诗才面世。后来，学者张新颖在编纂《沈从文诗集》时也将它们收录进去。徐志摩的死，是沈从文用一生去消化的事情。“死了一位坦白的人，留下多少衣冠绅士”，编者注：“这段似未写完”。又注：“手稿的背后还有两句”——
廿年十一月十九以后，
重新来活到一切年青人的心上。
在诗人90周年忌日的晚上，徐志摩纪念馆馆长罗烈洪还在忙碌。他最初读徐志摩是上世纪90年代。在那个手机还没普及的年代，他在西安工作和学习，给远方恋人写明信片。小小一张卡片，字数有限，留给了诗。他学着写一些，也摘抄一些，“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罗烈洪在剑桥大学内的徐志摩纪念石碑旁留影，石碑上面刻有《再别康桥》的诗句 图/受访者提供
2015年，罗烈洪开了这一所民间纪念馆，办文化沙龙、讲座，做微信推送——他原是徐志摩百度贴吧的吧主，几年间与人无数场线上论战后，觉得有必要为志摩做些什么，“我不是学者，我就是志摩的一位粉丝。”2021年11月19日这天的沙龙上，还有一位从辽宁赶来的女士，她说起自己是因志摩而学写诗。一位23岁的大学生中途过来送了一束白花，因为最近忙着考研，听完沙龙，他几乎是跑着回校备考。
“一个活的经典，恰恰就是在不断地被谈论，但是不需要统一。”宋炳辉觉得，对徐志摩也不需要定论，各人各有所得，一旦有定论，可能就成了定格在某个阶层或时代的完成式，而不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不同的时代、情形和阶层中被人讨论，这就是文学艺术的意义呈现方式。”
▲游客参观杭州徐志摩纪念馆 图/视觉中国
“我觉得和志摩很亲近。”罗馆长道别，要赴另一场关于志摩的约。夜晚的徐志摩纪念馆前，仍有年轻恋人在拍照。“蛮热闹，这样也蛮好，我想志摩也会高兴的。”罗馆长笑盈盈地望着。溶溶的月光漫在墙面，几年前刷的外墙有几处卷了漆，拍照的年轻人还在逗留，谁来了都会脱口而出那几句，面对墙上那一张永远年轻的脸庞：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参考文献：《徐志摩全集》，韩石山编，商务印书馆；《北晨学园哀悼志摩专号》1931年12月，北平晨报社编辑；《徐志摩传》，宋炳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徐志摩：年谱与评述》、《书带集》，陈从周著，上海书店出版社；《说徐志摩》，陈子善著，上海书店出版社；《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诗集》，张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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