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张爱玲的高明便是她的老实
和丹丹聊着家常，脑海里却有个问号像钟摆一样荡过来荡过去：如果没有张爱玲元素，上海滩这样的老派风格咖啡馆一点不稀奇。可是这个空间里处处刻意要显出张爱玲的身影，张爱玲的气息，明摆着以张爱玲为主题，既然叫人家背书，为何不大大方方就叫“张爱玲咖啡馆”？偏要犹抱琵琶半遮面叫一个与环境气氛毫不搭界的名字呢？戴着口罩露出漂亮大眼睛的女店员说：因为涉及皇冠出版社版权，所以咖啡馆不能用张爱玲的名字。啊？是店员博学，还是有所奉命，我糊涂了。“她的城”怎么不能说她的名？四十年代风靡上海滩的张爱玲，在五十年代穿旗袍现身官方会议而感觉到格格不入，随后悄然出走，但八十年代隔着重洋，重回大众视野，且热度在两岸持续不冷却，怎么今天上海的张爱玲在上海要躲躲闪闪了？
那天之后，我特地上网搜索相关资讯，看到十年前台湾中时报记者李怡芸一篇报道（2013年5月21日中时新闻网）称，在上海出生、香港长大的咖啡馆负责人透露，开设这间以张爱玲名义的咖啡馆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才得到官方同意设在旧址。但因张爱玲非左翼，以及《秧歌》等作品的影响，咖啡馆只能用一个不搭界的中文名，那位香港上海人则用张爱玲的英文名给咖啡馆另起了一个名字：“Eileen’sCafe”。唉，真够转弯抹角的！而这个名字的咖啡馆，上网一搜有多个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与张爱玲毫无关系。我的思想再次穿越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张爱玲悄然离开上海……
邀请张爱玲出席文代会的夏衍听说她离开上海去了香港，柯灵在1984年11月所写的《遥寄张爱玲》一文里回忆道：“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夏公内心的潜台词是什么呢？
柯灵在香港刘以鬯夫妇招待他的饭局上谈到张爱玲时说：“她离开大陆，是很自然的事，既然感到格格不入，不合则去，正是各行其是，各得其所。”
庆幸的是，那个难以承受一件旗袍的年代已成历史，华夏女人的穿着早已百花齐放，现今中国满大街都是T型台。张爱玲这个长期不见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边缘作家，经夏志清之手，终于如一块尘封的玉石被挖掘出来，在张爱玲远离上海的这二三十年，再度风靡。不过我时常想到，假设张爱玲生逢今日，她的《封锁》《第一炉香》投寄出去，会不会石沉大海呢？其实这个问题，木心早已做过回答，只是我很不情愿木心的答案就是定论。至于她那些作品在宏大叙事主流里，会有什么位置，暂且不论小说，单说散文这种最活泼自由、以表达自我感悟、记录身边琐事、贴近生活现实见长的文体，如今似乎像我们的城建一样，也越来越“高大上”起来。写散文的不写出文化大散文、历史大散文、不写出高原大漠、历史长河，山乡巨变之类，都不好意思了。我不知道像鲁迅《一件小事》、朱自清《背影》那样的小文，如果换到今天是否还能登大雅之堂，更遑论张爱玲那些“流言”所记述的琐琐碎碎的市井生活，和市井里并不那么完美的道德。但我相信张爱玲倘若活到现在，还在写作的话，她还是不会跳到她熟悉的生活以外去追求宏大，她在《谈写作》里说：“文人只需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写的，无所谓应当。”
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借《日瓦戈医生》主人公之口说，“我喜欢的是普希金、契科夫的天真烂漫的俄罗斯品质，不奢谈人类最终的目的或人类的解救这类高调。这并不是他们不曾想到这些事，事实上他们想得很多，不过，在他们看来，高谈这些事似乎是自夸、放肆。”他认为普希金和契科夫是真正恪守作家职业使命的，“一生则专心于作家职业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手边的特定工作，在完成这些工作中，他们安静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把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全当作一己的、个人的事，与别人全不相干。而这些个人的工作从此就变得与所有的人相干，并且他们那些像还没成熟之前摘下的青涩苹果似的著作，已自行熟成，愈来愈香甜多汁，愈来愈意义丰富。”这令我想到曾在网上看到白先勇先生的一段话：“近现代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泛政治化的社会，很排斥日常生活。热爱生活的人，在那里从来都很边缘的。”我没查到出处，希望他这番话说的只是过去某段岁月里的情形。老帕借日瓦戈之口还说了一句：“人来到世上是要生活，而不是为生活做准备。”这话我特别要听。
想起自己从踏进小学后，就不断地被革命熔炉冶炼过的父母、和各种面目的长辈、老师们教导除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便是“你要好好锻炼自己。”这锻炼两个字里，是包含了准备吃苦，受罪，甚至有所牺牲。成人后，甚至移民国外后自己都做了母亲，还听到有人跟我说“你缺乏锻炼”，立刻冒火，小时候要我锻炼，长大了还要我锻炼，那啥时候才该生活？锻炼是为了某种目的，而人在世上，生活就是目的啊。我一直很不喜欢“诗和远方”这类鸡汤，好像现实就是苟且。不爱当下，不能认真于眼前，哪里有什么远方？我想，张爱玲如果有机会和老帕坐到一起吃茶或咖啡再加块奶油蛋糕，他们应该很投机。
上海学者陈子善谈到人们对张爱玲作品里的时代性的忽视，指出：“她并非机械地描述时代事件，但你能从她的作品里见到与时代的遥遥呼应——《封锁》的背景是空袭，《等》既是战乱时在推拿诊所排队、也是‘奚太太’在‘等’自己的丈夫从内地归来。但她最大的好处，还是在于超越了时代性，让后世的人们也能与她共鸣。”那么，张爱玲凭什么超越时代性？说穿了，就是八个字：柴米油盐，七情六欲。
张爱玲没有蛇吞大象的野心，她坦言自己写不了一般所说的“时代的纪念碑”，也无意替谁呐喊，但她的遵循生活逻辑的文字最终成了市民文化的代言，而且不啻是言说了她的时代。王安忆与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有个对话，提到五四是不喜欢日常生活的，对日常生活是批判的，而张爱玲就是写日常生活的。事实上，对于上海的书写，如果脱离了日常生活，还有什么呢？虽然在某种潮流当道时，日常的书写最会被轻视，最容易被边缘化。可不管社会上还是文学上什么潮流当道，日子总是要过下去，即使封锁，即使隔离，也是要过下去，如此，张爱玲的小说便可一直读下去。许多新文学史上曾经风靡的作家，今天只剩“意义”而寄身文学史，只是专业人士需扒史料时才把他们给扒出来，其作品早已不在当下的阅读现场。除了鲁迅，恐怕就只有张爱玲让当下即使热门作家也深感与其争夺读者力不从心吧。
细想一下，张爱玲的所谓高明便是她的老实：任何时代的人，活着，就离不开柴米油盐七情六欲。衣裳是会过时的，穿旧穿破的，终要扔掉的，但衣裳里的人心是没有过时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有一段关于《传奇》的评论，揭示出张爱玲作品极度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绝不仅仅存在于她那个时代，在任何时代，只要人类存在，她笔下的人物就活着。“《传奇》里很多篇小说都和男女之事有关：追求，献媚，或者是私情；男女之爱总有它可笑的或者是悲哀的一面，但是张爱玲所写的决不止此。人的灵魂通常都是给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张爱玲这些题材几乎一律的悲剧性，而无悲剧的崇高性。“张爱玲说不愿意遵照古典的悲剧原则来写小说，因为人在兽欲和习俗双重压力之下，不可能再像古典悲剧人物那样的有持续的崇高情感或热情的尽量发挥。”所以我说她是极度的现实主义，吝啬得不肯给出一点点光明的尾巴。但可贵的是，她的现实主义绝非直白写实，而是意象丛生，满篇隐喻，我总是在她的文字里，仿若掀开锦绣缎面的被褥，看到蠕动的小虫，不寒而栗。
六、九莉的蛋糕和北上男人后背的奶油
离开上海后的张爱玲，再没回来过，但她这一生无论在哪里都无法与上海切割。我相信她心里到底是怀念上海的，所以在美国会忆起“我们上海家隔壁”咖啡馆传出的喷香之气。
张爱玲说过，她不喜欢小城，喜欢大城市。即使晚年的避世索居，她也还是选择了大城市洛杉矶，选择了闹中取静的公寓。喜欢大城市的女人，喜欢上海是很自然的，毕竟上海有着中国最丰富的、最精致的令女人更女人的物质的细节和心理的宽容。即使在那外面贴满大字报、男男女女穿成“蓝蚂蚁”的年代，上海的亭子间里还是冒出铁熨斗烫衣服的“布毛气”，不管外面斗私批修多么轰轰烈烈，大会小会有多么重大主题，上海女人关了门在自己家里，琢磨一件衬衫是开一字领还是小翻领，或者小圆领上加一条尼龙花边，则是更理所当然的主题。就像张爱玲笔下炮火连天中也还是有倾城之恋；在她站在六楼阳台瞭望上海“边疆”的那个乱世，上海的咖啡香气也不曾消失，蛋糕上仍然裱了厚厚的奶油。
想到这里，我环顾了一下咖啡馆，坐在这里的客人，一律地安静，单人的桌上除了一杯喝的或一碟点心，必有一本书摊开在眼睛底下；三两一桌的，则吃喝外，低声闲谈，没有在星巴克的随意放纵。坐在上海老咖啡馆的人们，多少有点拘泥，自己给自己做规矩，像极了女人穿上旗袍，便要手足收敛，不能大刀阔斧。上海的市民文化里，特别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是对人生安稳的追求。对安稳人生的孜孜不倦，这样的文化里，必有一种永恒的意味。上海这座城市固然有着许多魅力，其中之一则是不管外面如何日新月异，内里总是与从前藕断丝连，老咖啡馆便是一个缩影。我曾在二十年前的《一个上海女人的下午茶》里写过这样一段话：“上海的咖啡馆像一台近代的风车，只是在那个众所周知的革命年代停转了许久，而一旦轮转起来，便续上了从前。”
桌上两碟咸的吃完了，需要来点甜的了。我点了一个抹茶柚子蛋糕。其实我想吃的是栗子蛋糕，可惜没有。蛋糕上来了，上头一层淡绿的奶油，像玉石里透出的翡翠色。其实，我不大喜欢奶油加了颜色的，记得小时候的生日蛋糕，那深红色的圆形硬纸板盒子里，盛着的大蛋糕上面一层厚厚的奶油，冰激淋色，那是奶油的本色。回沪探亲的父母，就会带一盒去北方。那时父母支内的山区是没有奶油蛋糕的，后来搬去省会的郑州也有了，但那蛋糕上的“奶油”薄薄的，且漂白似的，显然是糖粉多过了奶油，入口没有丝滑感，只觉得嘴里屑粒娑罗像塞吃进一口沙子。现在想来，那么多大包小包的行李中，带上这么一盒碰不得的东西，这一路得多小心翼翼啊。但上海人为了在远离上海的地方也保留上海的生活，他们是固执而顽强的，尤其体现在女性身上。母亲甚至叫父亲背一个几十斤重的手推石磨带回北方，以便可以在家里把糯米磨成水磨粉，做成年糕、汤团，在被下放的三线山区过春节的时候，和上海同步吃上年初一的糕团。那糕团的寓意是“高高兴兴，团团圆圆”，端上糕团的年初一早上，母亲便会这样唠叨。那一刻，蒸年糕和煮汤团的腾腾热气，把结了霜花的玻璃窗模糊得极温暖。
我和丹丹分享那块奶油蛋糕时，从前上海那个圆形深红色硬纸板盒子里的奶油蛋糕，就幻化成了九莉手里的那盒。那是抗战胜利后，《小团圆》里的九莉带了一大盒奶油蛋糕去送人，乘电车去，车子很挤。小说里特别写到：“这家西点店出名的，蛋糕上奶油特别多，照这样要挤成浆糊了”。
我自然没告诉丹丹我想到九莉的奶油蛋糕，毕竟她比我小八岁，而且她对文学不感兴趣，未必知道九莉。我更没说出每每提及奶油蛋糕就会出现在我眼前的另一幅画面，不在上海的童年是看不到的，没有父母支内的上海小囡也是看不到的：
那是绿皮车年代的上海火车站月台。一个穿蓝卡其中山装的中年男子，背上驮着绳结网线袋里摞起来的四五盒奶油蛋糕，一律的圆形深红色硬纸板盒，占满了那男人整个脊背。他一边往车上挤，一边喊：“勿要轧！勿要轧！”（沪语：别挤）他登上那列北上的火车台阶时，上头两盒已经坍塌在他背上，一片白浆糊。人们慌忙给他闪开通道，背蛋糕的男人浑然不知。我看着那白乎乎的背影转进了车厢，心里深深地为那么多的奶油叹息。
2023，12，11写于温哥华
2024，01，16二稿
2025，06，06修订
全文原载《上海文学》202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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