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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帅哥杨骚:与冰心和林徽因构成福建新诗源头

2012-09-28 11:23 来源:新华读书 作者:安琪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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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骚二十年代日本留学留影

  一

  近半个月来,一本《杨骚的文学创作道路》一直跟随着我,无论临睡前还是公交车上,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93年12月的这部学术专著,由杨西北先生编选,集中了1992年11月在漳州师院召开的“杨骚学术讨论会”的研究成果,是对杨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作成果的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和解析。我之阅读杨骚,很大一部分因为他是我们漳州提供给中国现代文学史足以自豪的三大家之一(另两大家为林语堂和许地山),而其中又只有杨骚以诗人身份名世,他和冰心、林徽因两个美丽女性一起,构成了百年福建新诗的源头。

  杨骚,本名杨维铨,1900年1月19日出生于福建漳州,这一年出生的还有女作家冰心,当时她叫谢婉莹。有时我会想,如果杨骚像冰心一样活到1999年,他的声名和影响力又会是怎样一种状态?但事实却是,1957年杨骚就病逝于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任上。当我拿杨骚的名字询问我所认识的张德明、赵思运、罗小凤等教授、博士时,他们都说知道杨骚这个名字,但具体作品不是很了解,对他是漳州人更是不甚清楚,这构成了我写本篇文章的第二个原因。同为诗人,我觉得我有责任让我的朋友们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杨骚是我们漳州人。我忆起2008年9月我到河南荥阳开会获悉李商隐和刘禹锡是荥阳人时内心的惊讶,那一瞬间我对荥阳多了几分敬意,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时光可以改变一个地方的城市风格和经济结构使之或繁华或破败、或兴盛或衰竭,唯一无法改变的是一个地方的人文品质给它带来的长久光芒。漳州地处偏远且建制较晚(唐武则天年间由开漳圣王陈元光建制),相比于中原属开化较晚,文化资源因此也比较稀缺,杨骚诸位之于漳州因此更显珍贵和意义重大。

  杨骚在大学中文系的必修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唐弢主编)第371页上被表述如下:中国诗歌会是“左联”领导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发起人有穆木天、杨骚、任钧(森堡)、蒲风等。该书的第374页又以较为详尽的篇幅写到了杨骚的作品及其艺术风格。毫无疑问,杨骚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这一个”。

  二

  和现代文学史上大多数作家一样,杨骚也有一个可以接受教育的童年,他在不满周岁时过继给一个比较富裕的堂叔做养子,养父是个读书人,爱好读书,有名士之风,杨骚从小就受到影响,喜欢游览山水,寻访古迹,对家乡的风土人情、民间传说也很有兴趣。小学毕业后,杨骚进入福建第二师范预科,后转入福建省立第八中学。1918年中学毕业后,杨骚赴日本东京留学,最初的志向是学海军,预备学成归国,率领舰队打击侵略者,但进不去日本的海军学校。他便改学矿业,想“开矿救国”,可是准备了两年,仍然考不上理想的学校,身体不好加上经济拮据,使他十分忧郁。1921年,杨骚考入了公费的东京高等师范,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受到新思潮的启发,习作诗歌,寄给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后得到发表,从此走上文学之路。(引自卓如文章)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存方式和成长模式,杨骚的生命脉络也是那个时代许多文学中人的生命脉络,他们童年求学于乡里,青年出外留学(主要有两条取向:日本或欧美),留学期间确定一生抱负,这抱负大抵与救国图存有关。学界定位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间的这一段历史为中国现代史,短短30年间中国经历了清朝灭亡、抗日战争、国内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使中国现代史呈现出“城头变幻大王旗”(鲁迅语)的诡秘而激荡景象,犹如春秋和三国,时代的动乱和巨变是产生英雄和人杰的极大推助力,现代文学史上群星璀璨的局面于此有其来历。早期的杨骚,创作基调为苦闷、感伤、幻灭和虚无,这似乎已是知识青年起步的必须:青春的迷惘、短暂,人生的心酸、茫无头绪,使杨骚幻想在“脂粉与肉块,醉虾,酒精”中逃避、消磨时日,但内心的理想毕竟未曾彻底熄灭,经过新加坡谋生的锻炼,1927年秋末,杨骚回国,在上海亭子间过起了写作生活。1930年3月2日,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在会上发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强调革命作家一定要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此时的杨骚对诗的社会职能已有全新的认识,他在《感情的泛滥——<在故乡>读后感及其他》一文中提出,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加剧的情势下,“已经不许一切的诗人再躲在象牙塔里喝梦幻墨水了”,左联的成立让杨骚找到了方向,他积极响应并和左联诗歌组的穆木天、森堡(任均)、蒲风、白曙、杜谈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在中国诗歌会机关刊物《新诗歌》中,明确了“研究诗歌理论,制作诗歌作品,介绍和努力于诗歌的大众化”的目标,正是在这一目标的引领下,杨骚写出了长篇叙事诗《乡曲》和《福建三唱》等堪称这一时期经典的代表作。   三

  《乡曲》是杨骚1934年创作的,1936年修改完成的长篇叙事诗,可以说是他全部诗作中最优秀的诗篇。《乡曲》写的是在灾荒、捐税、兵匪、地主富豪压迫剥削下走投无路的农民,起来开仓分粮的反抗斗争的故事。长诗的主人公是农妇阿梅和她的丈夫老三。深夜里,阿梅给在城里工作的哥哥写信,希望能和丈夫一起到城里找一条活路,但是,当忠厚刚毅的革命领头人阿福被官兵捉去打死后,激起了正直豪爽的老三满腔仇恨,他东奔西走,揭露地主富豪勾结官兵压迫诈骗农民的罪恶,号召大家起来斗争,全村骚动,举着锄头、铁锹,冲到镇上,砸开地主富豪的谷仓分量。狡猾的地主陈爷暗中唤来保安队,拼搏中,老三和农友们牺牲了。善良的阿梅经过这场斗争,觉悟大大提高,最后她写信给哥哥,希望哥哥回来同她一道“打碎这乌黑的天地”!《乡曲》表现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村阶级矛盾斗争的状况,暗示人们,农民群众一旦觉悟,就一定会把斗争进行到底。诗篇以雄伟的气势,积极地主题,给斗争中的人们以极大的启示和鼓舞,实现了杨骚自己所追求的“前进的作家,是革命的特殊群众,他们的力量在乎借文字影响一般群众”的宏愿。(本段引自王惠廷文)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新诗现场,先后活跃着新月派和现代派等主张超功利、自我表现、贵族化的“纯诗”立场的诗歌流派,讲究的是诗歌“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代表人物有徐志摩、戴望舒等,当历史的车轮驶到今天,我们在各类诗歌选本中惊讶地发现,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都已当之无愧地位列经典,而中国诗歌会的成员作品却鲜见收入各类选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错位判断和历史的不公待遇。和平年代固然不需要号角式的诗作但那诗作在当时当地所取到的鼓与呼作用,似乎也不可因为时代由战争转至和平而遭到埋没,毕竟在战争转至和平的过程中那些诗作曾起到了“匕首与投枪”的作用,它们,理应受到加倍的尊重,这里面,当有杨骚的《福建三唱》。

  《福建三唱》是一曲思乡的歌,在第一唱中,诗人拟设一个交谈对方“朋友”来询问故乡的风物、人情,再以饱含深情的笔触一一道出故乡的优美景致和丰富资源。

  《福建三唱》是一曲悲伤的歌,在第二唱中,诗人细数故乡遭遇到的帝国主义侵略而改变的容颜,诗人无奈,焦虑,愤懑,美丽的故乡被摧残,美丽只留在“梦想中的梦想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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