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很多人看来，与钱、杨二先生相比，作为女儿的钱瑗实在是太普通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一个在生活中辛苦奔波的赶路者，一个被父母视如掌上明珠却难逃命运劫数的女儿。直到杨绛的《我们仨》面世之后，他们的爱女钱瑗才始为公众所知。
钱瑗自幼通晓英文，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了俄文。她的外语才能精湛，她的学识渊博，她的目光敏锐坚定，在大学任教时勇于创新，开创了“实用外语文体学”。钱瑗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无论是在教学领域还是科研著述上，她都取得了很多人无法企及的成就，也赢得了同行的各种赞誉与尊敬。在杨绛眼里，“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
钱瑗是肺癌转脊椎癌，1996年初住院已是癌症末期。入住医院以后，钱瑗已非常衰弱，可能预感来日无多，尽管忍受着疾病和治疗的折磨，还想利用她躺在床上无所事事的时间，把过去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留为纪念。1996年11月3日，医院报病危，杨绛方知实情，忙劝女儿“养病要紧，勿劳神”。钱瑗无奈只好停笔，结果停笔后的第5天就去世了……她想写的《我们仨》就只得由母亲杨绛来完成了。
独生女儿钱瑗的病逝，对杨绛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白发人送黑发人该是何等的痛苦！女儿离世时，钱锺书正卧病医院，杨绛怕他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暂时还没敢把女儿去世的噩耗告诉他，独自承担了一切悲哀。
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翌年12月19日，相伴了60多载的丈夫钱锺书又离她而去。遵循钱锺书遗嘱，后事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告别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也不留骨灰。杨绛一直陪送钱锺书的遗体到焚化炉前，久久不肯离去，难舍难分。
这个家庭曾经是那么和谐温馨，两年间失去了两个至亲之人，只留下88岁高龄的杨绛孑然一身。这个打击是致命的，是痛彻心肺的，不是一般人能挺过来的。她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可是她却没有躺倒，杨绛以她那羸弱的身躯挺过来了。这让杨绛对生、老、病、死有了透彻的领悟，希望自己能够“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锺书语)。家里的一切都保持女儿和丈夫在世时的旧样。
晚年，杨绛开始“打扫现场”，以惊人的毅力整理钱锺书的手稿书信，钱锺书的手稿多达7万余页，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至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杨绛说：“他摆得一摊一摊的，他的乱虽然乱，但他自己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儿，一拿就有。等到我来弄，就不知道了。有的东西拼得对上了，有的对不上，这样接起来费了不少时间。”亏得杨绛耐心细心，一张张轻轻揭下，抹平，粘补缺损，分类装订，认真编校、订正……
2003年，《钱锺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几年来，杨绛以全家3人的名义将高达数百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
“走在人生边上”的长寿智者
杨绛一直非常低调，不太喜欢过生日。已是期颐之年，杨绛仍然笔耕不辍，每天伏案工作，翻译和创作了大量作品。显然，坚持锻炼是老人长寿的一大要诀。杨绛习惯早上散步、做体操，慢慢做各种动作，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流连忘返，呼吸清爽怡人的新鲜空气。高龄后，以前坚持的户外散步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弯腰还能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此外，她独特、深刻而又丰富的精神境界里，或许蕴含着独到的长寿经验。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这一点，宁静淡泊的杨绛做到了。她认为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大胜利。这便是她的人生哲学与养生哲学。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非常过时的柜子、桌子，老旧的样式，始终安之若素，室内没有昂贵的摆设，房间里只是浓浓的书卷气。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杨绛总是说，我这样已经很好了，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一些淡雅的花草，散摆在案头和阳台，给她带来一些春的气息。
杨绛不承认自己是文学家、剧作家或者翻译家，只认为自己干了一些本职工作。其实老人可谓著作等身，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译作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斐多》……即使年过九旬，杨绛也为世人呈献了闪耀着她人生智慧的《我们仨》和《走到人生边上》。然而，杨绛笑言自己“一事无成”。
如果说杨绛先前的作品关照的是世事，是社会，那她晚年的作品则是在关照自己。2007年，杨绛出版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死亡，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对于死亡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释系统。《走到人生边上》可以看作是杨绛对于生死以及人的本性、灵魂等哲学命题的一次终极思考。
有一年杨绛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对此，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研讨会。
即便是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纪念钱锺书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杨绛也没有出席，为的是恪守她与钱锺书的诺言，“钱锺书生前跟我说，自己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一次，江苏无锡市的领导代表家乡人民到北京看望杨绛，并提出出于对文化保护与建设的需要，想修复钱锺书故居、杨绛家的老宅，目的并不在于简单地修复房子，而是希望能从这些名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中汲取养分。杨绛一听，连连表示，“我们不赞成搞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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