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济慈夫妇共生育了七子一女，老三三光、老七七光(女)、老八滇光在一岁左右即夭折了。又光、双光、四光、武光、陆光长大成人后，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较好的成绩。五个儿子先后在五六十年代结婚后共养育了十个孙辈——四个孙子、六个孙女，孙辈也大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其中的八人在90年代就成了家，养育了曾孙辈共14人，六男八女。四代共46人。
“父亲一直很繁忙，他习惯于专心致志地做工作。因而，哺育与教育我们的责任主要由母亲承担，但不论谁有困难，他总是会尽力给予指导和帮助。”严陆光继续说道:“父亲对我们的爱，不怎么通过讲一些亲热的话表现出来，但我们常常由一些小事中能感受到。我记得，在莫斯科学习时，父亲带了一个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团到莫斯科访问，我得知消息后去旅店看望他，正好碰上晚餐。按当时的纪律，我是不能去吃饭的。于是，父亲在吃饭，我就在外面等着。约莫一个小时后，父亲出来了，手上拿着一个小碟子，原来父亲在饭后把自己的那份甜点带出来了，还一定要我吃了。甜点其实也没什么，但是我就感觉到父亲心里一直想着这个事情，一直在惦念着我，所以我感觉很幸福。”
严院士还告诉了笔者一个小细节:1980年，他的女儿严进英高中毕业后，考上了重庆建工学院城市规划专业，父亲决定给她买张卧铺车票去重庆，这在当时已属特殊的优待。女儿早早地就从家中出发去火车站等车，到了火车站时，她突然发现爷爷已经在站台上等着她，爷爷是来给她送行的，这个场面深深地刻在女儿的心中，并时常挂在嘴边说起。
严济慈平素寡言少语，他总是通过具体的行动让身边的人感受到他的爱。1984年11月，张宗英病逝，于11月15日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火化后，父亲决定将母亲骨灰分装两个骨灰盒，一个放在八宝山，另一个带回家，并专门安排了一个纪念室。1984—1996年间，父亲搬过两次家，每次搬家时父亲都亲自安排母亲纪念室与遗物的搬迁。”说到这，严陆光的眼角开始湿润了，他言语低沉地告诉笔者:“后来，父亲的秘书与警卫员告诉我们，这12年间，只要父亲在北京，他每天早晨起来，首先在母亲遗像前三鞠躬，然后在遗像旁坐三五分钟，才开始一天的活动。”严济慈感情的真挚令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深为感动。 “父子所长”共聚一堂
谈起自己的研究工作时，严陆光很感慨，他说他之所以能在工作中取得一些成就，主要是因为受父亲的影响，特别是父亲对于知识与学问的阐述。“1959年，我从苏联回国后就开始参加调研工作。记得父亲专门把我叫到身边说:‘陆光，你过来下，我们聊聊。你留学回来，马上就要参加工作了。你认为知识和学问有什么区别？当时我搜肠刮肚地说了一大堆。父亲看了看我，补充说道:‘知识是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与了解，是无穷无尽、不断发展的，应该越多越好，有知识比没知识好，这是肯定的。学生时代主要就是获取知识，应该不挑不拣地学，努力掌握；学问是用所掌握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工作以后主要要致力于把自己的知识变成学问，为国家、社会多做贡献，努力学会做事，把事情做好做大。’”
严济慈是中国科学院的早期所长，后来他的六儿子严陆光院士也成为了中科院电工研究所的所长。
谈起这件事情，严陆光显得有些自豪，他说:“父亲老年时特别提出了做学问要‘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1993年我是中科院电工所的所长，我们电工所是1963年成立的，1993年电工所成立30周年时，我就请父亲给我们所提个词，再顺便讲个话。父亲拿起笔就顺手提了这十二个字。”
“我是1923年大学毕业的，至今已在科学和教育战线上工作了近七十年。这两句话是我这个本世纪同龄人七十年经验的一个重要体会，比拿破仑说过的‘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更有积极意义。只有好高骛远，才有可能攀登上科学技术的高峰，而要真正能攀登上去，又必须善于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上去，坚韧不拔，无所畏惧。一个科学家，最关键的就是第一要有志气，第二要脚踏实地地干，这就是发展科学，要集中精力地干事。”严陆光时刻铭记父亲的这段讲话，在以后的工作中也常常引以为训。
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科技大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使严济慈欢欣鼓舞，年届半百的他热切期望能创造条件重新在一线从事一流的研究工作，他积极参加了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两个物理研究所的合并重组，准备在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即当今北京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岗位上继续拼搏。就在1949年9月初，已内定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来东黄城根物理所看望他，和他畅谈了新中国发展科学事业的宏伟前景，邀请他参加中国科学院筹建组织的领导工作。严济慈见郭老情真意切，就决定按照工作的需要，愉快地集中精力参加到筹建中国科学院的组织领导工作，开始了人生的新阶段。
1958年年初，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科学家和领导同志提出:要改变我国过去采用的办教育的方式，把教育和科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利用科学院的科学家力量比较雄厚、各研究所实验设备条件较好的特长，创办一所新型的理工科大学。同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科学院关于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报告，由郭沫若亲任校长。严济慈当时已年近六十，感到回实验室再做研究已不可能，搞组织领导工作也已偏老，而科学事业需要后继有人，应该集中精力来培养年轻人，于是积极参加了科技大学的筹建。
1961年，严济慈出任科大副校长，负责领导全校教学及4个系和3个教研室、处的工作；1980年郭老去世后，他继任科大第二任校长，1985年起任名誉校长。
作为科技界的代表，严济慈参加了政协第一届会议，从1954年起至1993年，他连续当选为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我国科技界出任国家领导人的一位代表人物。
王信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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