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一次偶然翻开，第三卷第一篇文章题为《我们为共和国读书》。这篇文章讲“文革”中书全被烧了，一批湖南的知青在下乡之前，发现附近一所学校的图书馆还保存着一些当时都被盖上“封资修”印章的“禁书”，其中包括雨果、契诃夫、托尔斯泰的著作。这些青年就把这批书偷出来分类、编号，偷偷带到插队的地方去，选了一个类似窑洞的地方，开辟了一个“知识青年地下图书馆”。
“你能想象一个国家完全没有书吗？”这个例子令梁晓声印象深刻。在年代背景下，知青们对书的抢救和爱护显得有趣而惊险。有的女知青劳动完了之后，臂上挎一个小筐，筐底藏着借来的书，上面放上土豆、萝卜、葱，再盖一个毛巾。但即使这样，还是会被发现，图书馆还是会被捣毁，青年们还是会被追查。
“这样一代人经历‘文革’十年，命运千差万别，在少男少女的年龄错过了课堂教育，经历了命运的低谷。但是这样一代人却没有垮掉，他们当中很多人成为社会中坚力量，这是为什么？”梁晓声提出这个问题，并尝试给出一种解释。他认为，那个年代青年和书的关系是很特别的。 他们在城市里，像收集珍宝一样把书搜集起来，发疯一样抓住非常有限的资源，拼命汲取其中养分。当时引进的书在今天看来几乎都是经典，和今天信息爆炸、缺乏耐心的阅读时代相比，当时的阅读显得更有诚意，也更有效率。
心系国家命运 挖掘当年的思想者
“我非常不谦虚地说，我也算那个年代有一点儿思想的知青。”梁晓声不否认《知青》剧中有他本人的影子。
梁晓声知青生涯的转折点出现在1974 年，那一年他被推荐进入复旦大学读书。 出发前夜，他留下一封书信。信里谈到团组织的发展路线问题，他还提出，有些知青虽然出身有问题，但已经考验那么多年了，足以证明他们是好的。 入团不用考察那么多时间，不应该继续拿家庭背景原因挡着。
2007年，现居天津的几位知青聚会，专门找到梁晓声，其中有一名当时的团干部。他说：“幸亏你第二天就走了，如果再晚点，你就别想走了！他们当时把这封信报告上级了。你那信老反动了！”他们并不知道，梁晓声就读于复旦大学时，也差一点被打成“反革命”。
知青当中有思想者，他们当时就在反思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在《知青》剧本中有所体现。剧中有一个叫赵曙光的“老高三”，他读过一些书，在给弟弟的书信中套用了契诃夫《第六病房》里的句子——“俄罗斯病了”，他说“中国病了”。
“这四个字，在当年绝对可以彻底把一个人打成‘现行反革命’。那时候有许多人想不到那些，还有的人是想到了也不敢说；也有些人想到了，憋不住要说，只能跟最亲近、最信任的人说。但绝不是在那个时代就没有这种思想和这种声音，那也不符合事实。”梁晓声说。
回望当年，他感觉彼时的青年和今天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在集体主义教育的大环境下，真正发自内心地关切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今天的青年只想着很乖地、很积极地读完大学，找个好工作。”梁晓声并不希望被贴上知青作家的标签，但肇端于知青时期的情怀与倔强，仍是这位六旬长者身上最突出的特征。
本报记者 卞文超 实习生 李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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