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那一代学人的历史命运

　　出入风波里

　　赵俪生那一代学人的历史命运，与杨联陞、何炳棣形成鲜明的对照。可以这么说，人在漩涡中，历史的风浪反而激起了史家的风骨

　　柳已青

　　史学家写的回忆录，除了呈现历史的真相之外，还别有一番韵味。比如钱穆的《师友杂忆》含蓄、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严谨、何兆武的《上学记》自由、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孤傲。我想，书如其人，回忆录的韵味和史学家不同的个性有关。

　　我多次阅读《篱槿堂自叙》，被赵俪生的学识、风骨和孤傲深深吸引。但有一个疑问，赵俪生当年已经由时在青岛的山东大学转到兰州大学，是怎样被打成“极右分子”？《篱槿堂自叙》中没有写。如今读《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解开了心中的疑问。这本《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是一对出入风波里的学者夫妇的合璧之作——完整版本的《篱槿堂自叙》与首次公之于众的《回首忆当年》的结合。赵俪生一生命运多舛，但不失学者和硬汉本色，这和他耿直孤傲的个性有关。

　　耿直坦率的个性

　　赵俪生的性格是典型的山东人的特点，耿直坦率，直来直去，说话特“冲”。这使得他在1949年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难以脱身。赵俪生的性格特点，反映在《篱槿堂自叙》中，让人感觉这位学者个性崚嶒，有一种“宁折不弯”的孤傲之气。有人这样评价《篱槿堂自叙》：“涉笔写到许多名人的逸闻趣事，有张申府、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王瑶、荣高棠、蒋南翔、稽文甫等等，一大批曾经风云一时的政界、学界、文化界的人物，且作者文笔耿直，不因私交而美其美、恶其恶、不扬恶、不溢美，忠实地记录下个人的眼光与看法。”

　　我们不妨透过赵俪生的目光去看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学者：“俞平伯很出名，报刊上很捧他，也许因为在《红楼梦》上蒙过冤屈，替他平反。但当时我对这位老师却尊重不起来……开学的晚会上，他献演《活捉》，他演张三郎，夫人演阎婆惜，夫妻二人的昆剧修养是够好的，但看后心里总不是味儿。去听课，旁征博引，甚至引到‘先曾祖曲园先生曰’，做学问就做学问吧，引先曾列祖有什么必要？！”赵俪生听清华历史系教授雷海宗讲中国通史，认为“像说相声似的‘扯’”；听刘崇宏讲世界通史，就是一大堆资料，无议论、无概括。

　　如此坦率，并无丝毫为师者讳的意思，令人惊讶，这不是说赵俪生的阅人眼光独特，从不人云亦云，而是他的勇气和个性。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是史家的风骨。有一段关于赵俪生的佳话，可见其精神。

　　1948年年底，北平即将解放。在河北省正定的华北大学讨论到进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时，让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虚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有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

　　偏偏此时，赵俪生跳了出来，在一阵鸦雀无声中开口说：“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

　　“这一切，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如果赵俪生仅此一句，既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也顾及了成仿吾副校长的颜面，多好。可是，赵俪生话锋一转，接着又提高嗓音说，“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3天后，赵俪生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 　　历史风浪激起史家风骨

　　赵俪生与郭沫若的冲突也和这段佳话相似。赵俪生参加了抗日战争，经过了革命的洗礼，但保持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赵俪生属于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清华学人，他的人生履历和精神气质，让他有点“另类”：不同于后来到延安的姚依林、蒋南翔、杨述、韦君宜，也不同于后来到西南联大求学的徐高阮、王永兴、王瑶。赵俪生的行迹接近延安，却无延安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倒是接近西南联大的精神气象。

　　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赵俪生一生经历坎坷，可用虽九死其犹未悔来形容。但在经历了太多的云谲波诡之后，“一人如卷入党派倾轧与斗争漩涡中，有如小舟进入滚滚激流，实难维持既定方针和贯彻崇高的理想”。

　　赵俪生那一代学人的历史命运，与杨联陞、何炳棣形成鲜明的对照。可以这么说，人在漩涡中，历史的风浪反而激起了史家的风骨。

　　《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贯穿着一位历史学家的反思和叩问，对20世纪中国经历的一切，以平静而不激愤、省察而不抱怨的笔触写自己的风雨人生。这可以看作他和历史达成了和解，感受到他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诚和热爱。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河西走廊山丹县农场经历的“右派劳改”，可以忘记。就像一棵树受到创伤形成的疤痕，留在年轮之中。

　　赵俪生被打成“右派”后，工资停发，再加上时值3年“自然”灾害，这个家庭陷入饥饿的危机之中。二女儿赵纪品学兼优，冒着风雪，和一女生一起到山上捡地衣(菌类)充饥，不慎滑下山崖，双双殒命。这样的悲剧和苦难显然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赵俪生心头的隐痛，何尝不是历史的疤痕。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风风雨雨，一个世纪的风云激荡，百年的历史激流奔腾不息，“硬汉”赵俪生仍保持着自己的个性。像赵俪生这样的史学家，风骨犹存，良知仍在，只是凤毛麟角的硕果仅存者。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老是被吸引到政治中去呢？赵俪生在回答美国学者舒衡哲的提问时，写下这样一首诗：“死亦无别语，愿葬君家土。倘化断肠花，犹得生君家。”赵俪生说：“他们不能摆脱做弃妇的角色。无论他们怎样被遗忘，怎样被弃逐，怎样被虐待，他们都对君主怀有忠贞之心，都要死在君主附近。”“愿葬君家土”，这是从封建社会一直延续的20世纪的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再加上20世纪历史以激进的方式书写，没有为文人学者保持独立性带来制度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