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后期，刘心武对建筑评论及红学的兴趣似乎远远超出小说创作，近年来，关于他的报道，同样更多地与红学联系在一起。这位当年以《班主任》引领伤痕文学热潮的作家，还在写小说吗？对于过往的成就，对于当下种种的文学现象，他有何看法？ 新作《命中相遇——刘心武话里有画》(上海文艺出版社)是刘心武的文学人生回忆录，在书中，他回忆了当代文坛的诸多故人和往事。“命中相遇”，遇见了什么？又会给他带来什么？
《命中相遇》：生命个案折射时代迁变
读书报：《命中相遇》中流露出对于逐渐逝去的文人气息的怀恋，让我深深地感动。在回忆、写作的过程中，您是怎样的心态？
刘心武：是一种大悲悯的情怀。在我偶然相遇的这些人里，有许多，如胡兰畦、陈晓岚、巫竞放、孙维世、张权(后二人虽然我并没有直接接触)等等，都属于被逆向淘汰。本来，优秀的人士，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应该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可是，却不断地被打击，被淘汰，或被边缘化。这是为什么？需要深思。
读书报：其中对于时佩璞的回忆，涉及同性恋，毫不避讳。这么写，会不会被质疑为对逝者的不尊重？
刘心武：时佩璞和布尔西柯的恋情不是同性恋。布尔西柯直到上法庭以前一直把时当作女性来爱，而且坚信那个男孩是他们二人爱情的结晶。他们的恋情是一种畸恋。因为卷入间谍案，他们的畸恋已由官方呈现，因此已无隐私可言。在我之前早有报道，甚至改编为戏剧电影。我写时佩璞，因为他毕竟也是我命中遇到的一个生灵，这篇文章意在喟叹人生、人性的诡谲，没有对他不尊重，请注意我全篇基本上使用中性叙述，结尾处引出京剧《苗青娘》唱词，透出几丝悲悯。
读书报：这部作品的完成，对您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刘心武：是我从50岁后“知天命”、60岁后“耳顺”，朝70岁“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进发的生命感悟的记录。我曾经说过，人生应当享有三情：亲情、爱情、友情，未能享全或三情淡薄，是人生的不幸。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再次对人生三情进行记录与探究。从人生三情里，再升华出人类之情，即大悲悯情怀。
读书报：这部作品和《私人照相簿》有何关联？
刘心武：从内涵上说，都是想从生命个案折射时代，引出读者对社会、人生、人性的思考。从文本上说，都试图创新。《私人照相簿》把旧照片与文字融为一体，《命中相遇》把自己的图画与文字结合起来，书里的照片和图画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插图”，而是文本自身的一个有机部分，即它们不是作品的衣衫，而是作品的一些血肉筋腱。
读书报：您对自己只上了师专似乎一直“耿耿于怀”，对于没能进入大学，至今仍有遗憾？
刘心武：当然。不过我的经历，也许多少能对社会上许多学历不高的人士提供一个启示，就是事在人为，自学成才是有可能的。我并不是自诩“成才”，但我的确也创造出了一些社会价值，这些社会价值本来也许更应该由具有本科学历以上的人士去向社会提供，我没有那样的学历，却也通过自身努力创造出来了，这是我不应妄自菲薄的。
读书报：作品中的十二幅画，是应对文字选出的吗？您觉的自己的美术作品，具有什么风格？您对于建筑的关注始自于什么时候？为什么热爱建筑？
刘心武：图画都不是为这些文章而现画的。是从以往画的画里根据文章的气韵(而不一定是文章的内容)选出来的。我非专业画家，不敢妄谈风格。但我画的时候心思比平时纯净，跟尘世的一切名利荣辱得失都起码是暂时斩断了联系，享受到个体生命无欲无求的舒畅。
我对建筑的关注，源于水彩写生。我上中学时，喜欢画画。住在城里，难得到郊外，水彩写生的对象多半是建筑，尤其是古典建筑。写生就必须仔细观察建筑，它的天际轮廓线，它的细节，它在天光下色彩的明暗变化……无形中也就进入了建筑审美，这也就是我二十几年前涉足建筑评论的根源吧。
创作历程：50年的连贯书写可以“自珍”
读书报：您的《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作品参与了思想解放的进程，为推进改革开放做了自己的努力，您是否也觉得安慰？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创作？
刘心武：是的。我现在正编自己从1958年到2010年的《文存》——请注意，1958不是误写，我在52 年前(1958年)发表出第一篇文章，那一年我16岁。除1967—1974几年外，我年年有作品发表，算得上共和国的一个贯穿性的写作者——明年有可能推出，目前拟定大约是40册，1000多万字。我只能说敝帚自珍，无法评价自己的创作，把《文存》搁在那里由各方面去评判吧。我想，我和我的这些文字，至少是可供人们特别是后人研究的一个具有连贯性与丰富性的个案吧。
读书报：茅奖的获奖作品，有些成了常销书，有些则已悄无声息。《钟鼓楼》获第二届茅奖之后，到现在印数有多少？近两年的茅奖争议很大，您怎么看？
刘心武：《钟鼓楼》算得长销书，一直在印，我没加起来统计过，总之不少。我现在跟评奖之类的事情了无关系。您说的有关争论我不清楚，难以置评。 读书报：《四牌楼》、《树与林同在》没能产生出“一部分人喜欢得要命，一部人恨得牙痒”的效应，您在文章中坦率地表达了寂寞与孤独。现在回过头来看，为什么这些作品没能产生应有的影响？
刘心武：这恐怕和我写作、发表这些作品时已经边缘化有关。开始是被边缘化，后来是自觉地选择了边缘站位。我研究《红楼梦》是为了准备《四牌楼》的写作。《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家族史、自传性、自叙性的作品。而我构思中的《四牌楼》也恰是想把自己家族在20世纪里不断地从中心朝边缘移动的过程既“真事隐”，又“假语存”。我使用原型研究的方法研究《红楼梦》，就是因为《四牌楼》中的绝大多数人物都有原型，我想从曹雪芹那里取经，学到从生活原型升华为艺术形象的窍门。我希望还能有读者来读我的《四牌楼》。当然《四牌楼》也不是没有知音。上海已故文学评论家李子云就是一大知音。最近美国华裔作家李黎来信，说她得到了我新书《命中相遇》，一看封面，立即知道那是《四牌楼》中《蓝夜叉》一章的插图。那个举着月洞门的少年，原型就是我，画中在屋子里奄奄一息的脱发女孩，其原型则是我少年时代曾伤害过的同院木匠的女儿，李黎认为我书中的这段故事非常动人。她说为此她把我十几年前送给她的《四牌楼》从书架上找出来，不但重读了这章，还把书中“阿姐”得知自己的青春日记被“造反派”当作“罪证”细读后，发出撕心裂肺的惨笑等处描写，都重温一遍，搞得夜不能寐，想到很多很多……有这样的知音，我知足了。当然，普通读者里也有表示《四牌楼》给其心灵滋养的，只不过人数不多。它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也有两个版次数次印刷，还获得过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大奖。其中一章《蓝夜叉》独立成篇于2005年在法国翻译出版。因此也不能说被完全冷落。我认为《四牌楼》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
读书报：在您的作品中，只有《如意》被拍成了电影。您认为什么样的作品具备拍成电影的条件，为什么您的作品被改编的不多？还是您有意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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