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很有魅力，旁征博引，侃侃而谈，诙谐幽默，使得他光彩照人。交谈后，两人才发觉确实很有缘分。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就曾跟母亲到过钱钟书的家，当时钱钟书没在家，自然没法见面，但现在却又这么巧合地续上了“前缘”，这不能不说是缘分。再说，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先生都是无锡的名士，同被誉为“江南才子”。借用一句过去才子佳人小说里的话，真可谓“门当户对，珠联璧合”。当然，最大的缘分还在于他们两人在文学上的共识与追求，性格上的互相吸引。这些，无不促使南国佳人杨绛与清华才子钱钟书一见钟情，难舍难分。
杨绛与钱钟书相爱了。但他们并没有陶醉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消磨时光，而是在学业上互相帮助，心灵上默契交融，文学更是成了他们爱的桥梁。钱钟书的名士风度、才子气质使他们的恋爱独具风采，热恋期间，他给杨绛写了很多情诗。有一首诗竟融宋明理学家的语录，他最为得意，称“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诗中有一联曰：“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他把自己的刻骨相思之情比作蛇入深草，蜿蜒动荡却捉摸不透；心中的城堡被爱的神箭攻破，无法把守。众所周知，宋明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然而钱钟书却化腐朽为神奇，把理学家道貌岸然的语录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变成了自己的爱情宣言。这种特殊的恋爱方式算得上是独一无二。
1933年夏天，钱钟书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清华早就有意让他留校或攻读硕士学位，可是他一口拒绝了。钱钟书另有选择，他的父亲钱基博先生是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主任，身体欠佳，召他赴上海光大任教，这是钱钟书南返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日本侵占东北，华北危急，清华的教学秩序几乎不能正常维持。钱钟书这一届毕业时，许多学生都纷纷离开学校，投入到社会的洪流之中去。华北的局势越来越不安定，可以说是导致钱钟书南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1933年初秋，钱钟书在家度假，没有把他与杨绛的关系告诉父亲，仍与杨绛书信往来谈情说爱。不料杨绛寄给钱钟书的一封信，被钱父看到了，老先生不打招呼擅自拆阅。这种庄重严肃而又带有封建家长的作风很有点像《围城》中的方遁翁。但老先生看过信后，对未来儿媳大加赞赏。因为杨绛在信中对钱钟书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认为杨绛大方懂事，能体贴理解对方父母，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来说，杨绛是再合适不过的好女孩。老先生高兴之际，也不征求儿子的意见，便自作主张直接提笔给未过门的儿媳写了一封信，把她大大夸奖一番，郑重其事地把儿子“托付”给她。
杨绛亦把钱钟书介绍给自己的父亲，杨荫杭先生很赏识钱钟书。尽管两人是自由恋爱，但是还得返回来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过场”。钱父领着钱钟书去见杨绛的父母，正式提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为媒人，再后是订婚。当时杨绛的父亲生病，诸事从简，但还是在一家大饭馆举办酒席，宴请双方的族人及至亲好友，男女分席，订婚礼也颇隆重。
订婚后，杨绛就是钱钟书名正言顺的未婚妻了，不过她还要上学，仍要回北京清华读书。钱钟书则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
1935年夏季，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作者：叶介甫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0年9月17日 总第2056期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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