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军是个很少有新闻的人，尽管三部曲的《藏獒》曾创下百万的销量。他写西藏题材，住在青岛，来北京除了办事，只愿呆在《当代》杂志，书稿也永远交给《当代》所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媒体普遍重咸的时代，他显得格外寡淡，除了写作，没有多少悬念，即使是很熟的朋友一起吃饭，你也很难特别注意到他。除非他说：这个我不能吃。然后你会知道，他已参佛吃素多年。
七月末一个暑热的早上，他在北京举行《伏藏》新书发布会，发布会的第一个议程是举着个导游筒，带大家参观雍和宫。这个是坛城，那位是宗喀巴大师，这个是三世佛，那两个是白度母、绿度母。人为什么要拜佛？密宗的双修是怎么回事？本尊与本尊神是一回事吗？面对媒体关于藏传佛教问出的一堆深深浅浅、稀里古怪的问题，杨志军一一作答，耐心而严密。
这里是他《伏藏》小说的起点。《伏藏》是他结束《藏獒》三部曲后又一次面对西藏题材，却和以前的作品有所不同。伏藏、掘藏、仓央嘉措情歌、七度母之门、隐身人血咒殿堂、光透文字……所有你能想到或未想到的西藏神秘符号，都能在他这本书中看到，而它还有一个非常《达·芬奇密码》的故事套路——伏藏与掘藏、逃亡与追杀、历史与现实的回溯与呼应，宗教历史中的黑暗与血腥、仓央嘉措伏藏内容的悬而未知，使得各路人马始终处于周旋较量中。悬念一层层、一步步将读者从雍和宫引到塔尔寺、札什伦布寺、大昭寺、布达拉宫……一次现代人的掘藏之旅，最终变成爱与信仰的颂歌。《伏藏》以非常丹·布朗的方式，再现了“伏藏”这一藏传佛教传承形式的意义，就是把信仰或经典埋藏起来，让后人发掘而成为当代的精神资源。这也使它有了不同于一般悬疑小说的庄严主题。
读《伏藏》，不意外的是主题，意外的是写法，如此严肃寡淡的人，竟也写出如此作料丰富的悬疑小说，而且和《达·芬奇密码》形神近似。书中的仓央嘉措，俨然是爱与信仰一体的西藏精神的化身，这和许多仓央嘉措迷的理解也殊有不同，起码我自己，一直视他为爱与信仰间挣扎的一个生命公案。
诸多藏迷心中的疑问，在阅读《伏藏》时在我心中起起落落，也构成我采访杨志军《伏藏》的理由之一。
我们的精神大厦摧毁得太多 再摧毁就没有了
孙：很多中国的当代小说都拿丹·布朗说事儿，但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最接近《达·芬奇密码》的是你这本《伏藏》。《达·芬奇密码》涉及西方宗教的秘史，而你涉及藏传佛教秘史，俨然是东西方两个作者一次美妙的应和。都有一种知识的可信，不是漫无边际地胡来。这是我对这本书格外感兴趣的原因之一。但这样说，也意味着这种结构套路非你独创，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杨：这对我来讲其实是很危险的，但又是绕不开的话题。首先没有一个作家愿意重复另一个作家，如果真的是刻意模仿，对于作家自我都是一个贬低。可是面对这个题材，我又必须悬疑。因为悬疑首先不是作家主观创造，而是西藏本身给你提供了悬疑资源，西藏文化或者说西藏符号本身就是神秘的，所以你必须尊重、挖掘这个资源。也就是即使没有丹·布朗，我也肯定会这么写，没说的。因为悬疑是小说家基本的小说手段，严肃作家在用，通俗作家也在用，二者的区别，在于通俗作家强调这个悬疑，严肃作家淡化这个悬疑。严肃作家设置悬疑的时候，并不单纯指向悬疑本身，而是后面的东西。回到我和丹·布朗，我可以这么说，有一点我肯定和他是一样的。我在强调这个悬疑，这方面完全是一个通俗作家的姿态。但我是用通俗作家的姿态写严肃。以严肃姿态运用悬疑。
孙：那你认为丹·布朗属于哪一种呢？
杨：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严肃思考的作家。一个把通俗手段与严肃思考结合得很好的作家。他在小说中所涉及到的，都是西方世界当今重大的焦点问题。而我们，有意无意在走这个路。这是非常重要的路，值得中国作家走的路。
孙：但我还是注意到你们的不同。丹·布朗解宗教历史谜案，超然冷静，谜底揭示后他就抽身去了，用一句话说，没有带走一片云彩。而你是投入了情感的，最后掘藏的场面，被你写得激情澎湃，颇似一个关于信仰的恢宏交响乐。一本书的故事走向，最能反映作者的历史观或写作观。你所肯定并极力讴歌的部分，是基于现实的忧虑，还是一直以来内心的自信？
杨：我可能是一个更注重建树的作家。虽然这本书写到历史的黑暗与血腥，但我总想试图再告诉读者，不仅仅是这些。我认为真正能让故事稳住脚、让我心灵平静，也能让读者接受的，应该是一种有建树的东西。它可以归之为一种文学理想。因为我始终认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被摧毁的精神大厦已经很多很多了，再摧毁下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尽管这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建树，但这个意图一定要有。这是我从《藏獒》开始一直就有的写作理念。《藏獒》试图从人文道德与生态文明方面提供我的建树，我把它称之为藏獒精神，《伏藏》里我想上升到精神与信仰层面，给大家提供一种西藏精神。
孙：什么是你认为的西藏精神？
杨：佛性与人性的统一，现实与理想的统一，精神追求与世俗生活的统一，道德标准和信仰目标的统一，这说来复杂也很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就是一种大爱，是大家都在说，却少去做的。我自始至终认为，现在的西藏小说越写越神秘，本身神秘，作者也在营造神秘。我的小说也有神秘，但在最后谜底揭开后一定要告诉读者，伏藏并不神秘，西藏其实是很通透的，西藏精神就是我们在日常中渴望的，一种我们本该具有的生活态度。伏藏发掘之后也不是佛经，不是珍宝，而就是这样一种理念。伏藏之心应该是我们所有人之心。 仓央嘉措身上寄托了我对爱与信仰统一的理想
孙：我个人非常尊重您的这些理念，但是作为作家，建树是一个方向，怀疑可能是另一种方向，二者都有价值。回到仓央嘉措这个人物塑造上，您设定他是爱与信仰的结合体，但是我更愿意把他看成一个生命公案。他吸引我的不是他把信仰与爱达成了统一，而是其间的挣扎。我倒是非常情愿有人写他那一面。
杨：怀疑与反思肯定是对的，是精神链条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但是现在我们停留在怀疑上的是不是太多了？怀疑的目的不是怀疑，反思的目的不是反思，可能还得再建树，再怀疑。人类的精神发展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只不过我们现在非常忽略建树。批判地面对历史，批判地面对现实，很多作家都能做到。但遇到建树，他们反而不知该建树什么。既缺乏建树的欲望，也缺乏能力。这是最可怕的。
孙：而就当代人的精神资源，信仰这个命题，你认为你的建树是什么？
杨：我想先说我自己的态度。虽然吃素参佛从很早开始，但我对宗教一直处于反思怀疑当中。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到了一个必须把信仰和宗教分开的时代。把宗教当信仰，人可能会盲从一种邪教。
孙：就是您书中的新信仰联盟之类？
杨：对，宗教与信仰的分家，肯定是个世界性话题，也是我思考的一个点，或者说是一个起点。为什么我在小说中要肯定人性的爱，就是也感到了自己的怀疑，所以我在后记中说，人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
孙：所以你在小说中，让仓央嘉措最后脱离了宗教，隐身于人世之间，还办起了孤儿庄园。
杨：仓央嘉措能提供给我们真实的资料很少，任何作家面对仓央嘉措时都必须加进自己的理念。他只活了二十四岁，他留下的资料少，传说多，这本身就给人提供了无穷想象的可能，况且他还有情歌。
我塑造的肯定是我自己的仓央嘉措。我希望他按我的理想去感化别人，完成小说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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