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钱穆夫妇
钱穆著作《国史大纲》书影
钱穆在台北素书楼授课。
２００９年８月８日，国学大师钱穆、傅斯年墨宝在香港拍卖。其中钱穆的信札，用行书写就，字体飘逸、秀雅。信中钱穆写道，“今日之国运，吾侪从事学术教育工作者皆不得辞其咎”。短短一句话，可见一代国学大师“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其《国史大纲》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之一。１９４９年秋，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１９５０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也使我们今天得以拨开时间的迷雾，在岭南的文化版图上寻找这样一位文化宗师的身影。
乡教十年，苦读奠定学术基础
“东南财富地，江浙文人薮”，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钱穆7岁那年，被送到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孤儿寡母，家境贫困不堪。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是辛亥革命前无锡开风气之先的一所典型的新式学校。学校师资力量极佳，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当时的体操教师是21岁的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系当时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此番话给年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世事多变，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求学不久，就爆发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钱穆被迫辍学。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岁，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这十年中，他在国学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来，他又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在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学教书著述，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诸子之学的研究逐渐兴起。特别是“五四”前后，诸子研究蔚然成风。钱穆早年步入学术之门，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以及对战国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评。陈寅恪称其“极精湛”，“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顾颉刚则称赞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 北大讲史，与胡适并称“北胡南钱”
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1930年9月，钱穆来到了人文荟萃的文化古都北平，担任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这一年，钱穆刚好36岁。
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而辞职南归。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尽一致，但是顾对钱仍是关爱备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两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思想家，一位是梁启超，一位就是胡适。钱穆在苏州时，就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当时胡适是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氏的启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适对钱穆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
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乎更矮小了。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自己也说过，他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联大执教，编撰《国史大纲》
抗战爆发后，钱穆随北大南迁。在昆明，北大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合大学。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同他在北平时讲课一样，教室内外都挤满学生。学生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苦于课外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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