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书籍来读。钱穆有感于此，并在朋友们的提议下，决定编撰一部中国通史。他翻出行李箱中有关中国通史的笔记，开始整理编写。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课余奋力写作，完成了8篇、46章，30万字的史书。因“苦书籍之未备”只能依据他的笔记和超人的记忆力“大刀阔斧”地进行撰述，因而取书名为《国史大纲》。他在《国史大纲·引论》中谈到编撰中国通史既要简明扼要，又要做到以下二者：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以往政治文化社会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
钱穆就是本着“通史致用”、“考史明变”的主张，按照《春秋》笔法，在《国史大纲》中考察了我国各个历史时代的“世运兴衰”和“人物贤奸”，他特别重视对历史人物的考评，十分赞赏和推崇太史公在《史记》中创立的“列传”体。后来，他在《张晓峰五千年史序》中谈到：“史之本质虽在事，而事之主动则在人，历史记载人事，而人为事主，无人亦何来有事。”“事非一日之事，亦非一人之事，史事成于群业……故列传一体，实为史书中最进步最完备，而又得历史之真情真意者。”
钱穆毕生所学，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当西方文明随坚船利炮传过来的时候，我们的传统文化，究竟应该如何因应？我们是否应该抛弃所有传统，全盘西化？是否中国历史文化一无所取？二十四史，只为一帝王家谱？中国几千年只有封建专制之黑暗统治而别无建树？钱穆的答案是：否！此外，中国古代政权是否只掌握在贵族阶级手中？钱穆的答案是：否！自汉唐以来，中国已成为一个大统一的士人政府。即权力掌握于知识精英手中。布衣可以封侯拜相，就是说普通人也有机会掌握权力。自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尤其打开了掌握政权的方便之门……钱穆对待历史始终充满了温情和敬意，他一生学贯经、史、子、集四部，著述达千万言以上，但是他研究学问的最后归旨则落在文化问题上，他学问的宗旨和人生的终极关怀是中国文化的传承问题，所以他的弟子余英时说他“一生为故国招魂。” 结缘岭南，香港创办书院
1949年，大变革的前夜，钱穆忧心时局，南下广州，在街头遇到了老朋友张晓峰，张告诉他准备去香港办一所学校，已经约好了谢幼伟、崔书琴。这次偶遇，钱穆恐怕根本没有想到，竟是他抛妻弃子、永离故土的开端。历史也没有想到，从此，一代史学大师从此与岭南结缘，得以在平静的学术环境下构建自己学术研究体系，几乎凭一己之力延续了中华文化最纯粹一脉。
在香港，自认是流亡知识分子的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借用华南中学在九龙伟晴街的课室三间，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亚洲文商学院在夜间上课，系夜校性质，由钱穆任院长，崔书琴任教务长，教师有唐君毅、张丕介、罗梦珊、程兆熊等。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 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占地虽不大，也无图书馆，但亚洲文商从此由夜校改为日校，并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
钱穆坦言，“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1949年10月10日晚上，亚洲文商学院在香港九龙佐顿道伟晴街华南中学的三楼上举行了开学典礼。
亲眼目睹新亚书院创办全过程的徐复观在《忧患之文化——寿钱宾四先生》中称：“新亚书院之创立，盖有类于乞食团，托钵僧”，创办者“日则讲授奔走，夜则借宿于某一中学课室。俟其夜课毕，则拼桌椅以寝；晨光初动，又仓皇将桌椅复原位，以应其早课之需。”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余英时也回忆说：“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事实上，钱穆心中“新亚”一词即“新亚洲”之意，即“重新赋予亚洲以新生命”，钱穆希望把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建成一个传播中国文化、亚洲文化的中心。
钱穆主讲的中国通史课，是学校最大的号召力量。新亚书院迁入桂林街后，来访的学人增多，限于学校的规模和经费无法一一聘请。在钱穆的倡议下，创办文化讲座，利用晚间无课的时间，每周洽请校外学者做公开的学术讲演。新亚文化讲座每周末晚上7至9时在桂林街校舍的四楼大教室举行，可容纳百人左右。每至周末，无论是寒暑风雨，校外来听者常常满座，留宿校内的新亚书院学生只好环立于旁，挤立墙角而听。新亚文化学术讲座从1950年11月开始，到1955年初举办了139次，共讲122个专题，内容遍及新旧文学、中西哲学、史学、经学学等，其中钱穆主讲有中国史学之精神、老庄与易庸、黑格尔辩证法与中国禅学、孔孟与程朱等21讲，成为讲座的核心力量。
钱穆初到香港时，虽然是国内望重一时的著名学者，但是在香港这块殖民地上，他却是没有很大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新亚书院建校之初，并没有得到香港政府以及国外教育机构的基金支持，与香港唯一一所大学——香港大学相比，不啻天壤之别。新亚书院的创办人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人，怀着为中国文化延续命脉的精神，为创办学校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经过数年来的辛勤耕耘，他们的办学理想终于引起香港各界及国际上的关注和瞩目，获得了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
自从1954年5月正式与中国雅礼协会合作以来，新亚书院每年得协款2.5万美元，自此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到1959年秋时，新亚书院已拥有8系1所，456名学生，成为当时香港一所享有盛誉的大学。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