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岁的季承，有着耀眼的事业履历。
他毕业于名校，是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高级工程师，曾参与领导中国高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制；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作为首个中美合作项目“高能物理”的核心人物远渡重洋，负责与美国五大高校的合作项目；他还与诺奖得主李政道私交甚笃，有近三十年的合作关系，并应李氏邀请出任其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一职，直到去年才卸任……
不过，这一切并不为圈外人所熟悉。
他为公众所知晓，只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国学大师季羡林之子。
在季老生命的最后几年，扑朔迷离的子女纠葛、匪夷所思的文物失窃，以及因此而牵扯出的与北京大学道不明的恩怨，通过媒体的传播不断发酵，不仅给缠绵病榻的大师带来了困扰，同时也把风波主角之一的季承影射成“季门逆子”的忤逆形象：与父亲同处一城，却长达十三年不相往来；和年幼四十多岁的小保姆产生不伦恋情；为争夺财产，策划“字画门”闹剧……一切如同“罗生门”，直至季老离世依然树欲静而风不止。
在外界的种种猜测之下，季承无法再缄其口，他整理季老遗物，追忆往昔恩怨，透过对父亲爱恨交织的复杂感受，直率地记录了一个特别人物和一个特别家庭的悲情。一本《我和父亲季羡林》，用二十万字的篇幅，描述了光环之下的学术大师在学问之外的人生轨迹，将季羡林人生旅程中非阳光的一面如实地袒露，大师的仁义、苦恼、孤独，甚至失败、无情和世俗，都呈现在苦涩和悲怆的字里行间。
初夏的一个午后，在北京大学附近蓝旗营小区，年逾古稀的季承接受记者采访。对于这本“坦白之书” 悖离所谓“子为父隐”、“为尊者讳”等儒家传统而产生的巨大争议，他表示，外界对父亲的了解基本只限于学术，希望人们能更多、更全面地了解季羡林以及他的家庭，“我说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再多、再难听的骂名我都不怕，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
季承坦言，一个天才的存在，对社会是一个财富，对家庭可能是一个灾难。作为大人物之后，他并不觉得是一种什么幸福，或者满足，而是一种负担。就连纷争不断的遗产，外人都觉得这笔财富有很大吸引力，但对他而言，则是巨大包袱。面容酷似季老、已经眉发花白的他感慨，如果一切可以重来、可以选择，自己宁愿父亲是个平凡的人，一家人可以平静地得享天伦之乐，不要那么多曲折、那么多磨难。
交谈的两个多小时，他全程称呼季老为季羡林先生，或季先生，或父亲。季承说，自己是不会叫“爸爸”的，直到现在叫“爸爸”都很别扭，他姐姐也一样。由于从小没在一起，一直感觉父亲比较陌生，也很少叫他爸爸，倒是经常跟?孩子叫爷爷；在外面的时候，习惯叫季先生。“即使后来跟父亲和解了都不喊爸爸，301医院的护工很诧异地说，‘你都不叫你爸爸呀？’我说叫什么，人来了就行了。”
目前季承与第二任妻子马晓琴有一个不到两岁的幼儿，宠爱有加，与自己当年父亲缺席，无法体会父爱形成鲜明对比。季羡林在儿子只有三个月的时候赴德留学，一别11载，季承由母亲一手带大。2008年年底，在父子决裂13年之后，他带?当时也是三个月大的儿子去医院探望父亲，对季老说：“你走的时候，我就只有这么大。”
季承笔下的季家不是个和美的家庭，父子不但长时间不在一起生活，且关系大多数时候是紧张、隔阂的，两人仅在季老辞世前8个月感受过稍微亲密正常的父子情。但终究血浓于水，亲情胜过任何是非，父子阔别后相见，过去的恩怨，都烟消云散了。
记者问季承，如果季老至今依然健在，是否会有此书问世？季承说，应该会的。因为到了一定程度，父子都会敞开心扉说事情，彼此的看法应该是一致的。季老晚年对自己有过剖析反思，和这本书中指出的所谓缺点和错误，很多都不谋而合。“我想如果父亲在世时间再长一些的话，我会把书稿给他看的。”
披露季门秘闻 诗意背后有血泪
季承出生于1935年5月，而季羡林在当年8月就去了德国。小时候，他对父亲的印象，只是家人告知的墙上的一幅照片。为此，他不得不忍受小伙伴的嘲笑，说他没有父亲，说不出自己的父亲在哪里。
季羡林回国后，在季承的记忆里，两人也从来没有过那种父子之间的切肤亲近，甚至连手都没有牵过，但有一个场景令其印象深刻：一次季羡林空闲，摸了摸他的头说，怎么不把头发留起来？像个当兵的。
“记得父亲在摸了我的头之后，立刻去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冲手，使我感到很新奇。”
父子还没来得及熟悉起来，季羡林就回北大教书了，只有寒暑假才回济南的家。再后来，季承和姐姐婉如先后考学、并毕业分配在北京，但是感情依然疏远。季承所工作的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宿舍离季羡林住的北大中关园公寓，相距只有几百米远，在办公大楼楼顶上就能看见他住处的灯光，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平常时间去看过他。一般说来，他和姐姐去看父亲，事前都要商量一下，今天要谈什么。见面之后还要礼貌地握握手，所谈的都是国家和天下大事，几乎没有谈过家庭、个人，大家就像是陌生的朋友。 姐弟俩经常讨论如何才能改善这种状况，如何使父亲真正融入家庭。季承说，也许他们做得不够，也许父亲不肯敞开他的感情之门，几十年来，季老一直自外于家人，对家人冷淡，几乎不闻不问。他结婚的时候，季羡林送200块钱，就什么事都不管了。办婚礼时，他给父亲写了信，写了地址，但当天左等右等不见他来，后来一问，父亲说找不到地方，就回北大了。
书里还描写了季羡林的一些“怪毛病”：不许女儿用自来水拖地、刷厕所；节电成癖，不同意买洗衣机、电冰箱、抽油烟机等家用电器，一家人在屋里聊天，他也会进去把灯和电视关掉；不让人给他换洗衣服、床单，还有储藏东西的习惯，别人送的茶叶、食品，都收起来长期保存，偶尔拿出来请客时，不是生了虫子就是变了质；爱书如命，子女从不敢借阅藏书，偶尔翻阅也会遭到白眼。
更令季承辛酸的是季老对亲人生死的淡漠。1989年春节后不久，为季家操劳一生的叔祖母过世，住院的二十多天内，季羡林一次都没有前往探望。这之后的七年间，季承的姐姐、母亲、姐夫相继去世，他也都没有送鲜花，没有去吊唁，没有去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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