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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评关仁山的长篇小说《麦河》

2012-09-28 15:22 来源:文学报 作者:孟繁华 阅读

乡村中国:悲壮地寻找道路

——评关仁山的长篇小说《麦河》

  关仁山的长篇新作《麦河》,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继《天高地厚》、《白纸门》等长篇小说之后,又一部表现当下中国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无论对关仁山的创作做出怎样的评价都另当别论,有一点必须肯定的是,关仁山是一位长久关注当代乡村生活变迁的作家,是一位努力与当下生活建立关系的作家,是一位关怀当下中国乡村命运的作家。

  关仁山的创作几乎都与当下生活有关,我欣赏敢于和坚持书写当下生活的作家作品。我记得关仁山在他的《天高地厚》后记中说,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但文学万万不能不关注农民。在当今时代,对“三农”题材持久关注的作家,尤其值得尊敬。这部48万字的长篇《麦河》,虽然跨度一百年,主要还是表现当下乡村中国正在实行的土地流转,以及面对这个政策麦河两岸的鹦鹉村发生的人与事。实行土地流转是小说的核心事件,围绕这个事件,小说描绘了北中国乡村的风情画或浮世绘。传统的乡村虽然在现代性的裹挟下已经风雨飘摇,但乡村的风俗、伦理、价值观以及具体的生活场景,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就是我曾经强调过的乡村中国的“超稳定文化结构”。但是,乡村中国又不是一部自然发展史,现代性对乡村的改变又几乎是难以抗拒的。因此,乡村就着处在传统/现代的夹缝中———面对过去,乡村流连往返充满怀恋;面对未来,乡村跃跃欲试又四顾茫然。这种情形,我们在《麦河》的阅读中又一次经验,有一种新的审美体验。有趣的是,《麦河》的叙述者是由一个“瞎子”承担的。这需要作家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三哥白立国是个唱大鼓的民间艺人,虽然眼睛瞎了,但他对麦河和鹦鹉村的人与事洞若观火了如指掌。他是鹦鹉村的当事人、参与者和见证者。三哥虽然是个瞎子,但他心地善良,处事达观,与人为善和宽容积极的人生态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某种意义上他是鹦鹉村的精神象征。但作为一个残疾人,他的行动能力和处理外部事务的局限,决定了他难以主宰鹦鹉村的命运。他唯一的本事就是唱乐亭大鼓。但是这个极受当地农民欢迎的地方曲艺,能够改变鹦鹉村贫困的现实和未来的命运吗。因此,小说中重要的人物是曹双羊。这是一个我们经常见到的乡村“能人”,他见多识广、能说会道,曾经和黑道的人用真刀真枪震慑过黑石沟的地痞丁汉,也曾经为了合股开矿出让了自己的情人桃儿。这是一个不安分、性格及其复杂的人物,也是我们常见的乡村内心有“狠劲”的人物。他是当上“麦河集团”的老总以后才重新回到鹦鹉村土地上的。他希望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加入“麦河集团”,实现鹦鹉村的集体致富。所谓土地流转是指土地使用权流转,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含义,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也有的地区将集体建设用地可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合作、入股、联营、转换等方式进行流转,鼓励集体建设用地向城镇和工业园区集中。其要点是: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把股份制引入土地制度建设,建立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把农民承包的土地从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让一部分农民获得股权后安心从事二、三产业;另一部分农民可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实现市郊农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土地对农民是太重要了,从历史到今天,它的严峻和复杂,小说表现出来了。历朝历代只有处理好土地问题,乡村中国才有太平光景。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分下来容易合起来难。但土地流转不是合作化运动,它是充分自由的,可以流转也可以不参加流转。对乡村中国来说这当然是又一种新的探索。就鹦鹉村而言,由于双羊的集中管理和多种经营,鹦鹉村已经呈现出了新的气象,农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然,小说是写人物命运的。围绕麦河两岸土地流转这个“事件”,《麦河》在描绘冀东平原风俗风情的同时,主要书写了鹦鹉村民在这个时代的命运和精神状态。曹双羊是一个“能人”,但也诚如桃儿所说,这是一个患了“现代病”的人,他被金钱宰制,现代人所有的问题他几乎都具备。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土地,对土地的敬畏才最终成就了这个能人。瞎子三哥的眼睛最后得以复明,这当然不是他说的“因果论”。但这个“大团圆”式的结局还是符合大众阅读趣味的。这个人物是《麦河》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他是乐亭大鼓的传人,是一个民众喜闻乐见的人物。在他身上我们才得以感受典型的冀东风情风物。应该说,就这个乐亭大鼓将《麦河》搅动得上下翻飞风情万种。“摸一摸我的天,亲一亲我的地!”这样的大鼓词反复出现,我们感受到民间文化沁润心田。可以肯定的是,关仁山对三哥这类民间人物和乐亭大鼓相当熟悉。他身边的苍鹰是个“隐喻”,这个鸟中之王,因为飞得高才看得远。三哥与苍鹰“虎子”是相互的对象,用时髦的话说,他们有“互文”关系。

  《麦河》中桃儿这个人物我们在《九月还乡》中似乎接触过;她是一个来自乡村的卖淫女,但做过这类营生的人并非都是坏人。桃儿自从回到鹦鹉村,自从和瞎子三哥“好上”以后,我们再看到的桃儿和我们寻常见到的好姑娘并没有不同。她性情刚烈,但多情重义。她不仅爱三哥,而且最终治好了三哥的眼疾使他重见光明。这里当然有一个观念的问题。自从莫泊桑的《羊脂球》之后,妓女的形象大变。这当然不是作家的“从善如流”或庸俗的“跟进”。事实上妓女也是人,只是“妓女”的命名使她们必须进入“另册”,她们在本质上与我们有什么区别吗?未必。桃儿的形象应该说比九月丰满丰富得多。如果说九月是一个从妓女到圣母的形象,那么桃儿就是一个冀东普通的乡村女性。这个变化可以说,关仁山在塑造乡村女性形象方面有了很大的超越。

  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探索的过程。

  中国社会及其发展道路的全部复杂性不掌控在任何人的手中,它需要全民的参与和实践,而不是谁来指出一条“金光大道”。事实证明,在过去那条曾被誉为“金光大道”的路上,乡村中国和广大农民并没有找到他们希望找到的东西。但麦河两岸正在探索和实践的道路却透露出了某种微茫的曙光。但这一切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双羊、三哥、桃儿们能找到他们的道路吗?我们拭目以待。好在,他们寻找的姿态和精神留下了,我为他们的悲壮而感动,我们为他们祝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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