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自身的优势和载体的相对稳定，以及作者、读者群体的相对稳定，都决定了中篇小说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获得了绝处逢生的机缘。这也使中篇小说能够不追时尚、不赶风潮，能够以“守成”的文化姿态坚守最后的文学性成为可能。
在“创新”成为最大神话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强调“守成”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个无处不变、无时不变的时代，“不变”的事物可能显得更加珍贵。
守成即创新
从文体方面考察，近五年来我认为中篇小说还是最有可能代表这个时期文学高端成就的文体。一方面，这与百年文学传统有关。新文学的发轫，无论是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还是鲁迅的《阿Q正传》，都是中篇小说，这是百年白话文学的一个传统；一方面，进入新时期，在大型刊物推动下的中篇小说，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因此，中篇小说是百年来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文体。中篇小说创作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它的容量和传达的社会与文学信息，使它具有极大的可读性；当社会转型、消费文化兴起之后，大型文学期刊顽强的文学坚持，使中篇小说生产与流播受到的冲击降低到了最小限度。文体自身的优势和载体的相对稳定，以及作者、读者群体的相对稳定，都决定了中篇小说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获得了绝处逢生的机缘。这也使中篇小说能够不追时尚、不赶风潮，能够以“守成”的文化姿态坚守最后的文学性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中篇小说很像是一个当代文学的“活化石”。在这个前提下，中篇小说一直没有改变它文学性的基本性质。因此，百年来，中篇小说成为各种文学文体的中坚力量并塑造了自己纯粹的文学品质。中篇小说因此构成百年文学的奇特景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这在百年的文化语境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他们在诚实地寻找文学性的同时,也没有影响他们对现实事务介入的诚恳和热情。无论如何，百年中篇小说代表了这个时段文学的高端水平，它所表达的不同阶段的理想、焦虑、矛盾、彷徨、欲望或不确定性，都密切地联系着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心理经验。于是，一个文体就这样和百年中国建立了如影随形的关系。它的全部经验已经成为我们值得珍惜的文学财富。
近5年来，中篇小说创作不仅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而且中篇小说的容量和它传达的社会与文学信息，使它具有极大的可读性。总体来看，中篇小说能够不追时尚、不赶风潮，能够以守成的文化姿态坚守最后的文学性成为可能。“守成”这个词在这个时代肯定是不值得炫耀的，它往往与保守、落伍、传统、守旧等想象连在一起。但在这个无处不变、无时不变的时代，“不变”的事物可能显得更加珍贵。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变”的意义，突变、激变在文学领域都曾有过革命性的作用。但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肯定过“不变”或“守成”的价值和意义。不变或守成往往被认为是“九斤老太”，意味着不合时宜。但恰恰是那些不变的事物走进了历史而成为经典，成为值得我们继承的文化遗产。现在，“创新”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口号，“唯新是举”也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的意识形态。应该说，没有人反对创新。一部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创新史。但是，并不是“新的”就是好的，“创新”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而且必须是在“守成”基础上实现完成的，没有守成就无从创新。因此，在“创新”成为最大神话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强调“守成”的价值和意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激进主义的“创新”要超越一切的时候，就是它的问题就要暴露的时候。这时，强调或突出一下守成，就是十分必要的。甚至我们也可以说，某些时候守成即创新。在这方面，中篇小说多年艺术实践积累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当然，当下中国优秀的中篇小说作家应该是最多的。这里，我想集中推荐三部中篇小说：《赤驴》《梅子与恰可拜》《世间已无陈金芳》。
真切表达人与社会的关系
作家老奎名不见经传，甚至从来没有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作品。他的中篇小说《赤驴》，也是首发在他的小说集《赤驴》中。当我第一次看到小说的时候有如电击：这应该是中国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它书写的也是乡村中国特殊时期的苦难，但它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等还不一样。周克芹、古华延续的还是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那时的乡村中国虽然距五四时代已经60多年，但真正的革命并没有在乡村发生，我们看到的还是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不整的衣衫、木讷的目光和菜色的容颜，看到的还是乡村流氓无产者的愚昧无知，以及盘青青和李幸福无望的爱情。而《赤驴》几乎就是一部“原生态”的小说，这里没有秦秋田，也没有李幸福，或者说，这里没有知识分子的想象与参与。它的主要人物都是农村土生土长的农民：饲养员王吉合、富农老婆小凤英以及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这四个人构成了一个“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但是这貌似通俗文学的结构，却从一个方面以极端文学化的方式，表达了特殊时期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权力的关系。
我之所以推崇《赤驴》，更在于它是中国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20世纪西方出现了三大“反乌托邦小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尤金·扎米亚京的《我们》。三部小说深刻检讨了乌托邦建构的内在悖谬——统一秩序的建立以及“集体”与个人的尖锐对立。在“反乌托邦”的叙事中，身体的凸显和解放几乎是共同的特征。用话语建构的乌托邦世界，最终导致了虚无主义。那么，走出虚无主义的绝望，获得自我确证的方式只有身体。《1984》中的温斯顿与裘丽娅的关系与其说是爱情，毋宁说是性爱。在温斯顿看来，性欲本身超越了爱情，是因为性欲、身体、性爱或高潮是一种政治行为，甚至拥抱也是一场战斗。因此，温斯顿尝试去寻找什么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他在“性欲”中看到了可能。他赞赏裘丽娅是因为她有“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于是，这里的“性欲”不仅仅是性本身，而是为无处逃遁的虚无主义提供了最后的庇护。当然，《赤驴》中的王吉合或小凤英不是、也不可能是温斯顿或裘丽娅。他们只是斯皮瓦克意义上的“贱民”或葛兰西意义上的“属下”。他们没有身体解放的自觉意识和要求，也没有虚无主义的困惑和烦恼。因为他们祖祖辈辈就是这样生活。但是，他们无意识的本能要求——生存和性欲的驱使，竟与温斯顿、裘丽娅的政治诉求殊途同归。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赤驴》才可以在中国“反乌托邦”小说的层面讨论。它扮演的这个重要角色，几乎是误打误撞的。
从百年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当下小说的发展，“身体”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除了自然灾难和人为战争的饥饿、伤病和死亡外，政治同样与身体有密切关系。老奎作为一个来自“草根”的底层作家，他以生活作为依据的创作，不经意间完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革命：那就是他以“原生态”的方式还原了那个时代的乡村生活，也用文学的方式最生动、最直观也最有力量地呈现了一个道德理想时代的幻灭景观。但是，那一切也许并没有成为过去。如果说小凤英用身体换取生存还是一个理由的话，那么，今天隐秘在不同角落的交换，可能就这样构成了一个欲望勃发或欲望无边的时代。因此，性、欲望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本能的问题，它与政治、权力从来没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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