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人叔本华在《论了解自我》中说：“伟大人物命中注定要成为孤独者——尽管他也多次为此命运而深感痛苦，却又总是选择它，因为成为孤独者的命运，毕竟要比成为粗鄙者的命运少一些痛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更容易地说‘敢于成为智慧的人’。”虽然孤独是悲剧性的，但对于伟大人物来说，退守孤独正是他们的一种人生战略。
据杨绛说：“锺书小时最喜欢玩‘石屋里的和尚’。我听他讲得津津有味，以为是什么有趣的游戏；原来只是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放下帐门，披着一条被单，就是‘石屋里的和尚’。我不懂那有什么好玩。他说好玩得很；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他不肯，就玩‘石屋里的和尚’，玩得很乐。所谓‘玩’，不过是一个人盘腿坐着自言自语。”(《记钱锺书与〈围城〉》，第27页)这段回忆非常重要。钱锺书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完美的孤独者形象。现在看来，这件“小时候干的营生”，虽然是一种常人认为了无意趣的游戏，钱锺书却乐此不疲，竟然玩了一辈子。
这里的“石屋”，就是“冷屋”、“容安馆”(又称“容安室”、“容安斋”)，也可包括牛津大学“饱蠹楼”等钱锺书生活、读书、思索、写作的地方或他理想中做学问的好地方——“荒江野老” 之屋。钱锺书认为：“人声喧杂，冷屋会变成热锅，使人通身烦躁。”因此，叔本华所说“思想家应当耳聋，大有道理”。(《一个偏见》，《写在人生边上》第38页)钱锺书说：“让灵魂自由地去探胜，安静地默想”，“小屋子可成极乐世界”。(《窗》，《写在人生边上》第9页)这里自由、独立，犹如佛祖冥想的菩提树下、穆罕默德避隐的洞窟、耶稣时常需要的独处所在。
“和尚”，就是自署“容安馆主”(又称“容安斋居士”、“槐聚居士”)的钱锺书。就是少儿时期英姿勃发、自命为 “项昂之”的钱锺书，写《管锥编》《谈艺录》时的好学深思的钱锺书，写《槐聚诗存》时忧世伤生的钱锺书，写《围城》时“痴气”旺盛的钱锺书。(《记钱锺书与〈围城〉》第37页)
《围城》中写女博士苏文纨曾自许“崇高的孤独”，虽有反讽的意味，却也反映出钱锺书认为有“崇高的孤独”(《围城》第12页)存在。钱锺书致彭祖年复信称：“三不朽自有德、言、功业在，初无待于招邀不三不四之人，谈讲不痛不痒之话，花费不明不白之钱也。”对郑朝宗教授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钱学二题》，《海夫文存》第50页)他曾对我说：“大名气大影响都是百分之九十的误会和曲解掺和而成，听其自然最好，经吹嘘后成为‘重要’了，必然庸俗化。”(《钱锺书其人其书》，《围城内外》第29页)从对“不三不四之人”的排斥、对“大名气大影响”的警惕和对“二三素心人”的倾心，均可看出钱锺书对“崇高的孤独”的坚持。
“玩得很乐”，“自言自语”，就是大孤独得大自在，钱锺书能够读自己想读的书，干自己想干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人，有不足与外人道的快乐。钱锺书二十几岁时，曾立下志愿：“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杨绛《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终其一生，钱锺书都是锺情于书。对钱锺书来说，不受干扰地读书、笔记、沉思，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他于中国书籍，经史子集，无所不窥，而由于家学渊源，尤擅集部。他于西方经典，既细读要籍，也不放过浏览报刊。常能从不相干的书中读出无穷乐趣。他的中西文读书笔记有七万页之多。学术著作《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七缀集》和文学创作《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槐聚诗存》等，都已成为当代经典。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过：“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笃信的时代，也是疑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我们全都会上天堂，也全都会下地狱。”用这段话形容中国社会的现状，我认为非常恰当。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环境破坏太大。一部分人富了，但还有很多人太穷。中国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科学、教育、文化方面，对当下世界的贡献太少。什么原因呢？以我个人陋见，社会的浮躁之气早已浸染了学界。许多人既要做学问，又要搏名利；既要当学者，又要兼济天下；没有多少人用心于本职工作，我们实在太缺少脚踏实地、专注于自己学术领域的纯粹学者了。钱锺书不是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只是一个孤独的学者，他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中对于人生世事有难能可贵的深切关怀，表达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鲜明态度。他知道自己毕竟是学者，因此，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自己的专业中，从来没有动摇过。钱锺书孤独的境界，我们可能永远都达不到，但他的学术精神和人生态度，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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