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的人士，常常怀着文化上的深情，隔沧溟而西望长安，他们知道大唐的李青莲、杜工部、王摩诘、孟襄阳……至于“渭城朝雨浥轻尘”，“月落乌啼霜满天”，那更是户户弦歌，人人爱赏。他们也会知道大清朝代的王渔洋、袁随园……但是他们未必知道曹雪芹。
诗圣老杜对于宋玉，极有“萧条异代不同时”之恨；这种隔代相望、深衷钦慕的伟大文学家的感情，总是令我感叹难已。我因此曾发奇想：假若他是与曹雪芹同时并世，而且相知莫逆的话，那么他应该将“摇落深知宋玉悲”这一名句改为“摇落深知浊玉悲”，而且还会写出这样的一篇诗句：
不见曹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西山著书处，头黑好归来。
这原是老杜怀赠太白的名篇，如今我只更换了“曹”“西”“著”“黑”四个字，用以移赠雪芹，实觉贴切无比。
我说，曹雪芹未必为东瀛人士所知。所以者何？因为莫说东瀛，就在中土，开始知道这位文学大师、艺术巨匠，那也是很晚近的事呢！而且我说“知道”，完全是一个从最泛常的意义上来讲的。若论真能谈得上一个“知”字，那就直到而今，也还只是处于一种努力探索的阶段。曹雪芹是中华的文曲星，奇才异响，绝世轶群，而其不为人知，一至于此！这是何等的令人叹慨之事。
“知”的反面是“不知”。不知，对事物的任何方面都已经是不幸。而不幸的意义，不仅仅停止在单纯的“无知”上，必然要有种种的错觉、误解、歪曲、混乱……俱乘这“无知”之隙而入于人们的心目之间。一位最伟大的文学艺术巨人身上蒙受了这样的歪曲，这就成为人类文明上的最严重的事情，最巨大的损失。那好比是将稀世珍宝和氏连城之璧，弄裂了，砸破了，或用难看的劣等油漆涂盖了它，将良玉的焕若瑟若之美、晶莹温润之质，破坏净尽。
曹雪芹这块珍异的和璧，正是先前久被尘埋，继而多遭涂污。他不仅是一生坎壈，穷愁以死，而且是生前负冤，身后见屈。每一念此，无限痛心。这就是我为何立下志愿：誓对这一位中国文化史上受枉最为酷烈的人，努力研索，为之湔雪。
我自己开始研究曹雪芹，是六十年代的事，那时我才不过二十多岁。黽勉至今，行年九旬有三。历时不为不久，而成绩如此微薄，惭疚之怀，曷能宣喻！
然而有一个问句在此：对于曹雪芹的知与不知，毕竟有什么要紧呢？回答这个提问，实非数语可了；我个人的解答，也必然是所见尚浅。但在日译版《曹雪芹小传》的卷首，我应当勉力作一点解答。
最简捷地说，要想了解、理解中华唐土的文化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头脑与心灵，就必须来读一读《石头记》——俗称《红楼梦》的这部长篇小说；而要想真正读懂《石头记》，就必须对它的作者曹雪芹有所了解。
我上面这后一句话，听来十分乏味，因为，这是常识，谁都知道这个普通的道理：读一部作品，需要知道它的作者。这是一个最一般性的命题，在此竟向日本读者大众讲说，岂非言词之赘疣，礼仪之疏略？不是的。我强调的并不是那个一般性的意义，而是另有愚衷，待申鄙悃的。
中国古代的长篇小说，目今最为人熟知的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号称“四大小说名著”。这些，我想日本的读者必定是不陌生的。前三部小说的作者，相沿以为依次是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尽管也有异说，今不枝蔓)，当你对罗、施、吴三人并无所知之时，径取其作品来读，我认为那完全可以，并不妨害你对作品的理会和赏析，至少是纵有所“妨”，也为“害”甚细，可以说是无关大局。但是你读《石头记》时，却不能照上述三书一概推理，得出同样的结论。那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不但是上述三书，在《石头记》之前，并未有与之类似的小说出现过。因此切忌将曹雪芹的小说与其他“野史”一般看待，误以为曹与《石头记》之关系，不过亦如罗、施、吴之与其作品而已。
鲁迅先生是最能领悟作者曹雪芹与作品《石头记》之间的那种特殊关系的伟大文学史家，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道(此书增田涉先生有日译本)：但(袁枚)已明言雪芹之书，所记者其闻见矣。而世间信者特少，王国维(《静庵文集》)且诘难比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零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
此语见于第二十四章《清之人情小说》，此章是叙论《红楼梦》的一个专篇。先生大笔如椽，名言至理，络绎辐辏，乃是指引我们理解曹雪芹与其作品的一篇最为重要的文章。在此章之末，先生特引小说卷端“作者自云”的一段纲领宗旨之言，用意尤为深至。我们可以看到，先生卓识，于王、胡两家的见解作了明确的取舍，并且特别驳了王静安的论调——王氏此见的病痛，正在于不懂得《红楼梦》的特点特性而非要把它拉向“一般化”不可。这种眼光，总是一味抱定了事情的共性，而不知道艺术特别需要认识它的个性与特点。鲁迅先生又说：
“但据本书自说，则仅乃如实抒写，绝无讥弹，独予自身，深所忏悔。此固常情所嘉，故《红楼梦》至今为人爱重，然亦常情所怪，故复有人不满，奋起而补之丁圆满之。此足见人之度量相去之远，亦曹雪芹之所以不可及也。”
应当看到：在全部《史略》中，鲁迅论及数十百家古代小说作者，独于曹侯，称以雪芹而不名，爱重之情，见乎辞表，实为特例！先生指出了人的度量相去每每霄壤悬隔，而以为雪芹之不可及，乃为世人所难以理解接受。可见我们为雪芹作传，首先要传写他的高超的不可及的度量器识。这样说来，连他的绝世才华，也要作为第二位的特长来看待的。要之，鲁迅先生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之最初，草创第一部中国小说史时，即已指明了《红楼梦》的最大的特点，亦即它与其他小说名著不同之处何在。
中国的小说，本是“史”的一支，这从它的别称“野史”即可领会。另一个俗称，叫做“故事”，其实也就是“史迹”的同义语。自从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史传文学”的体例，流辉溢彩，被于万世，这就给中国小说带来了一个巨大鲜明的特色。从唐代传奇小说看，更是显著。清代的《红楼梦》评论者多以太史公来比拟曹雪芹，他们是深明自己民族文学传统的。比如有的说曹雪芹乃是“小说家之盲左腐迁”，有的说太史公一部《史记》记三十世家，曹雪芹一部《石头记》则记一世家而更无悦色……这都是就其在笔法之高洁、质素之信实上相互一致而言的。中国的文史合一的这种观念，决定着一切文学创作的理论和实践，小说亦不例外。所应补充说明者：中国小说作者都喜欢以“野史氏”自居，意在传人论世，而曹雪芹独不欲落此蹊径，立意要一新世人之耳目，这才采用“石头”自“记”其一生所历悲欢离合、炎凉世态的新的表现方法。这就是“作者自云：因历过一番‘梦幻’[按此假语也，正指实事]之后，故将真事［按即所谓‘梦幻’，二者互指也］隐去，而借‘通灵’[按即石头]之说，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其语至为晓然，不过笔端略施腾挪耳。
以上诸义既明，则吾人应对曹雪芹其人，有所了解，所关至为重要，其理自然也就十分之清楚了。可惜的是，很多人对此却还在蒙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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