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莽汉群体是怎么回事，我这里不去赘述。打开网络查找，你会发现遍地都有说莽汉长短的，他们说得都很多、很全面，尤其是李亚伟的陈述说得很明白，所以，对莽汉的基本构成和发生情况，就不再唠叨了。我只从一般要义上说说这群人是怎么混迹于诗江湖的。
莽汉诗群发起是有主旨的，这种主旨可能被一些研究莽汉诗群的人曲解。最近，我看到一篇论文叫《叛逆者的狂歌——论“莽汉主义”诗歌》，发表在《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8期上，全文我未读到，原因是付费下载论文网站，只读到文章的要义和第一页。文章的大意是介绍了莽汉诗歌的特点，以及莽汉诗歌在中国当代诗坛昙花一现的原因，并对莽汉诗歌发生的历史背景作了一些分析。作者是苏义、傅宗洪。
文章从白话诗在中国的发生说起，一直谈到莽汉诗歌的出现以及当代诗歌现状，把莽汉诗歌放到历史的背景上予以评说，这是没错的。但是，把我们与西方的文化现象扯到一起说，我以为有失偏颇。因为我们那时根本就没细读过什么萨特，也没学过什么“存在主义”哲学。对于那一些什么洋主义，我们打心眼里就没在乎过。我们只是从中国这片土泥巴里冒出来的纯种中国人，享受的教育是纯中国式的，与外籍文化不搭壤。在莽汉诗群里，除胡冬会说点英语外（1989年前）其余的家伙搬弄不来那些洋文字。再加上那时的中国（1983年）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开放也刚刚起步，要在那个时候知道更多的国外信息，你不会外语那是很难办到的，读翻译作品除了数量有限外，其翻译的文字都带有译者的主观意味，都具有了中国意识的翻版。所以，把我们放在什么存在主义哲学理念上去说，似乎有些牵强。在当时，我们只是想穿透体制的封锁，越过朦胧诗派的政治野心，否定那种伤失人性的生活方式，并未考虑到萨特、尼采是什么东西。虽然我读了一些萨特和尼采的翻译版的著作，但你要叫我说说他们，我肯定两眼一黑，嘿嘿，不知道它是个什么炮。当然，我不否定，尼采的超人哲学影响过我，在七十年代末期就读过他老先生的《查拉图拉如是说》但是，我们并没有用这些洋玩意来说事，特别是李亚伟，更是不理睬这一套，他眼中只想把北岛这个家伙扯下水，嘿嘿，看不惯他高高在上的《墓志铭》。
还要纠正文章中的一点说法，就是莽汉诗群的出现，不是在大学里形成的，真实的历史是，莽汉主义诗歌写作是我们都从学校里毕业出来，在单位上上班后搞出来的，当时胡冬和万夏在成都，李亚伟和我在酉阳，并不是文中所说的李亚伟等人还在大学里读圣贤书。李亚伟、胡冬是在1983年大学毕业的，万夏后一年。回到酉阳当教书先生的李亚伟，对教书生涯厌倦，不务正业，喜欢到处游走，美其名曰：流浪。工作半年后放寒假，那时万夏在成都，李亚伟去成都与其喝酒作乐，期间胡冬也凑到了一块，于是就叫出了这样的口号：不写妈妈的诗，不写林妹妹的眼泪诗，咱们男子汉要写男子汉的诗。当时还没叫莽汉诗，只有一个概念：写男子汉的诗，时间定格是1984年春节前后。李亚伟从成都回到酉阳，我和二毛找到他喝酒，在酒桌子上我们谈起了李亚伟成都之行的事情来，并把他们在成都炮制的男子汉诗拿出来朗读。于是我们就参与一起，写起了男子汉的诗。过了一段时间，李亚伟与胡冬万夏在书信中把我们的看法交谈了一下，才正式命名为：莽汉主义。
在莽汉诗群中，有两个说法，一是莽汉主义诗人；二是莽汉。这两个名词是有区别的。莽汉主义诗人是指写莽汉诗的人，莽汉是指与莽汉诗人是朋友的，并赞同莽汉主义写作的人。而现在人们在谈论莽汉主义诗人时，却没有这种区分，原因是这种区分不被外人知道。比如大家叫的敖哥（敖天直）他从来就不写诗，但我们都叫他敖莽汉。这其中还有很多，比如李亚伟说，金斯伯格是美国的哥们，是洋莽汉，等等。我之所以把这些说出来，是为了正本清源，为大家了解莽汉诗群做一些介绍，在学术上没什么特别的意义。还要说明一下，莽汉主义的发起，不单指是李亚伟、胡冬、万夏。在当时，李亚伟、胡冬、万夏、马松、二毛、胡玉、粱乐和我，我们都是耍得很好的朋友，说起写男子汉诗，大家都有快感，一拍即合，于是就出现了莽汉主义诗人群。
对于说莽汉主义诗歌在当代诗坛属昙花一现，我不以为然，因为李亚伟和我们都还在，并且依然在当代诗坛上抱头鼠穿。我和李亚伟的诗集《豪猪的诗篇》、《重金属的梦魇》都是最近几年才出版的，并且我的第二本诗集也正在编辑整理中，怎么就能说我们已经昙花一现了呢？我们不能接受。对于1986年莽汉解散的事，看来我有必要来说明一下了，以免发生历史性的误会。莽汉主义诗歌发起于成都，成型于酉阳，时间是1984年。1985年初，李亚伟、二毛和我，走出酉阳在涪陵与王庆（巴铁）、何小竹等人交往，史称莽汉出山。也在这段时间，胡冬和万夏退出莽汉，实际上莽汉主义诗群只剩下李亚伟、马松、二毛、粱乐和我，胡玉几乎没有再写莽汉诗歌作品。这几个人中，除马松是成都雅安人外，李亚伟、二毛、粱乐和我，都是酉阳人，所以，真正的莽汉诗群就是酉阳帮。至于李亚伟和其他派系的人交往是另一回事，并不说明随着胡冬和万夏的叛逃，莽汉就不复存在，李亚伟就加盟什么流派了，或者莽汉主义诗群就解体了。对于莽汉主义诗人群被众人各说不一，其原因在于李亚伟从不向任何人解释什么，这是他自己的风格。其实真正达到莽汉高峰时，胡冬和万夏已经离开莽汉主义诗群，继续写他们当时反对的诗风去了（妈妈的诗）。事情到了1986年，李亚伟代表莽汉主义诗群参加了两次全国诗歌大展（也就是莽汉的高峰时刻），回到酉阳后，李亚伟有些疲惫，再加上莽汉诗群里的人也各自一方，李亚伟和二毛在酉阳，粱乐在十堰，马松在雅安，我在重庆读书，其状态很散。于是，李亚伟就提出了解散莽汉，各自为阵做自己的事。这种解散只是形式上的解散，并不是莽汉主义诗歌的解除。正如李亚伟如是说：
虽然作为“莽汉”的诗歌群体解散了，但“莽汉”一词却在我们之间被剩下来了, 有时像壳有时像核, “莽汉”于是被用作老顽童们相互间的昵称, 揶揄时也互称“莽汉””。直到如今, 如果你叫谁喝酒, 有躲酒的或赖在女人身边不肯走的, 你打电话叫他“z莽汉”或“d莽汉”，他准定一溜烟赶来。
从李亚伟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莽汉主义写作并未随着莽汉诗歌群体的解散而消失，只是以另一种方式保存了下来，继续着莽汉的写作状态。这种分散状态应该是所有流派写作的存在形式。开始状态下的莽汉主义诗歌群体，是一个紧密的联合体，几乎天天聚在一起喝酒、扯谈。这种状态谁都会感到累，谁都会觉得自我的丢失，所以，李亚伟才解散了这种紧密的状态，分散后各人去疯、去癫，各自去找自己的女人报账，别再像狼群一样死缠烂打的混在一堆。分别去活就是莽汉诗群在1986年后的存在状态，私下里各自继续着莽汉诗的炮制。我以为，莽汉诗歌群体没在体制内的文化圣坛上出风头，不等于我们就消失了，其写作手段不存在了，这是误传。
对于李少君说的，莽汉发展到最后是走向撒娇，我是不同意的。李少君的这篇文章我在2005年读到，当时我就想写点文章反驳，只因一些原因我没有动笔（实际上是我懒惰）。还有原因是，我怕得罪默默。默默是个好哥们，不愿他为此受到伤害。所以，在此我只说明一下，“莽汉”与“撒娇”，在诗歌流派上，各自对诗歌本身的理解和主张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可以是好朋友，但决不是二者合一，那是永远走不到一起的。至于区别在哪，我心里清楚，但是我不会说出来，有睿智者可以自己去评说。我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只是想告诉李少君先生，他的说法有误。莽汉主义在历史背景上的定论应该是：现有文化体制上的否定者，人文历史上的反叛者，传统文化的造反者。我们根本不会为自己选定一个锤子目标，在那里煞有介事的忙乎，或者自己给自己炮制一个文化标准以及美学标准在那里装神弄鬼。对于中国文化这只大船我们才不去在乎它，我们根本不会接受体制内的文化招安。这一点，恐怕“撒娇”诗歌流派是不会这样提出来吧。我敢说，有点文化的人假如他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一定会向传统的文化体制靠拢，披上文化名人的外衣在市面上招摇撞骗。决不投降是莽汉主义诗人群中每一个人的信仰，从骨子里就有一种傲视苍穹的气概，谁会走向隔靴搔痒的撒娇态，在体制的门廊外踹上一脚就跑。莽汉们的现状足可说明其心灵状态，与现有文化体制的对立直接反应在每一个莽汉诗人的现实生活里面。
其实，莽汉主义诗群仍然在中国文化的历史背景上以另一种方式发展着，他们仍在继续！对于人类历史我们穿越时空的局限，无始无终的行走于标准外的天空。这是文字在精神里聚合释放出来的能量，它足可让我们以前瞻性的姿态接受时间的挑战。
20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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