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故意在琴馆的书架上放了一套《毛选》，同时还放了一本英国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琴馆空闲时，我便随手翻阅。这是一本影响过近代很多人的书。汤因比在书中有这样的看法：历史的存在往往不在于事实，而在于历史学家的个人选择，时代局限和国家性质。而历史学家又往往借助“假说”来讲述历史。即“如果没有一个假说的帮忙，事实就无法存在”。
这就是历代几乎所有民族历史的撰写法。非常可怕。
毛泽东时代的“琴史”也面临这样的可能性考验。
若终有一天，《文革琴人史》真得以写作，完成，我想其中应该包括的除文字之外，还要有录音与录象资料。因为文革的确是中国文明时间中一次非常意外的事件：这里可以涉及音乐、灾难，毁灭、破坏；也可以涉及琴人隐私与忏悔——因为有些现在的名家琴人，当初甚至还有曾当过造反派。琴之幸免于难，又为这事件作出了新的诠释。由此，我们甚至还可以提出一道新琴学命题：即“集权时代中琴的精神涵义”。
怪人
记得有一天，琴馆走进来一个穿着穷朴的怪人。他着旧布衣，背黑皮包，戴着一架60年代老式的黑梁近视眼镜。他自称“姓王，善水墨画，是大画师，但一直被埋没。而且，我家中多有藏琴，包括有二张宋琴……”。
后来经过一番对话，我们才得知此人是附近一精神病患者。关键是，他见我们不信他的话，立刻就从书包里拿出了一大堆东西。这些东西让我们大惊，因为其中不仅有他家的旧照片，还有很多奇怪的杂物，如红领巾、眼镜盒、钱和像章等。最荒唐的是他还拿出一顶自己缝制的旧红军帽。琴馆一友见情况不妙，于是想将其请走。但他开始赖着不走。
后来大家干脆把他拖出去了。
临走到门口时，他突然将假红军帽戴到头上，冲所有人吼道：“你们总有一天会清楚，我究竟是谁！你们这样怠慢我，会后悔的！”
很显然，“王”是一个混淆了历史浩劫与传统文化的病人。
他动辄吹嘘说自己手里有宋琴，令人觉得啼笑皆非。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他或许正是在“破四旧”时期受到过刺激的民间文人。
当时来过我琴馆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大家或偶尔路过，或进来喝茶。譬如有琴家有龚一、林友仁、姚公白、姚公敬等，还有卫祖光、马维恒、张譞、徐碧、朱鸿祥、倪诗韵、紫影……包括当时在上音教书的诗人肖开愚，偶然路过上海的浙江诗人凌越，还有一些画家、教师、音乐家、学生和附近的茶商等等。相当一段时间，琴馆的客流量非常密集，几乎24小时都有人。
我在上音还有一少年时代好友，现为作曲教师，名郭良。也是重庆人。其作品如交响诗《狂想曲》，听之，颇有后期象征主义之风格，多诡异英武之狂野大气，有如云卷山之势，如兵袭国之撼。知我开琴馆，入夜时也来饮茶叙旧。有时还他带着一群学生醉酒而来，学生多与他亦师亦友，没大没小。
郭良与我自幼熟悉，性情纵横不羁。
琴馆人如蚁聚时，郭良就在酒后曾言：“中国人为什么下贱？尤其在上海。因为没有自信了，古琴、古诗还有古代那些鸟事，都被西方打败了。这个民族不自信了，抬不起头来。美国那个著名杀人犯……叫什么我忘了，他说：‘我杀人怎么了？我是杀人，可我从来不杀自己人’。可是在中国，我们专门杀自己人！”他喝了一口茶，又喊道：“上一代人有毛泽东思想，下一代人有电脑。我们这代有什么？我们什么也没有！”
我记得，我开馆后第一天去找郭良时，他就喝醉了，坐在上音附中的院子花园里一个人伤心地哭起来。他诅咒这个地方，说：“这地方就是个疾贤妒能的地方，你再有才华，有灵感，有思想，也永远得不到尊重。因为群体不需要独立之精神，你不属于这个群体。这就是中国。”郭良从来不用手机，也不用电脑。他虽与我是同龄，但在我看来，他也算是一个激烈的古怪人。
鱼与花
琴馆矗立大街，来人日益复杂，有时，一对巡逻的警察走进来，也会和我寒暄几句，还把手枪放在桌上，谈笑风生。我当时觉得我简直成了阿庆嫂了。可在大街上开店，这是无法避免的事。不要小看大街，大街上不仅有警察和骗子，也充满了很多诡异的怪事。
譬如我曾在馆内养有一瓷盆金鱼，约八、九尾，放在地上。
为其美感与风水，我还挖二三小睡莲，以一小风砺怪石镇之，点缀水面。鱼盆就放在琴庐的地上，犹如一片微小的湖泊。鱼之境界，在忘水之清浊。鱼在水中之摇摆，自然优雅，如琴音之袅袅曲线。有时，我弹琴，那些鱼就象入定一般，纹丝不动，息尾倾听。如今，很多日子过去了……它们的宁静与不动，已经深入到我记忆的骨髓里，仿佛已成为琴庐与音乐的一部分，成为那些醉人的永远的刹那。后来一条鱼不小心被路过的人踩死在水里。不久，琴馆即出事。一日清晨，我因困乏略微晚起（我当时在附近曾租了一个亭子间，偶尔会去暂住）。到馆时，却隐约见庐门微敞，似有人已在。我一惊，疾步而入，却见庐内空无一人。我环顾四周，琴一张也没动。我松了口气。但俯视庐门，却见无数被刀锥撬过的痕迹。再一搜索，原来是我的电脑不翼而飞了。贼不识琴画昂贵，只识得此物。显然是一个土贼。
后虽报警立案，却终未追回。就算是破财免灾了吧。
我记得琴馆种有三种花：腊梅、水仙与紫竹。琴馆内温暖如春，于是水仙疯长，三日而草，七日即花。
蒲松龄曾云：“诸花畏碱，惟梅、水仙不畏”。
真学琴者，方知琴如雪中腊梅，碱中水仙，外人只见花耀音香，而不知在随意吟猱与自由运指之间，为琴者饱尝过多少奇寒绝苦之味也。盖因琴与别的乐器遭遇在中国不尽相同：为多年断代忽略之绝学耳。
近代革命年以来，古琴一直是作为一个接近灭绝的乐种在苦苦延续。如当初晚清九嶷派琴家杨宗稷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琴学时，就遭到过学人们的嘲笑，说他的演奏是“狗挠门”。后虞山倾颓、广陵星散、西学狂飙、国人背弃……多少老琴师一生潦倒，贫困交加而不为世人所知。而今之附庸风雅者，又有几人是真在理解了琴之黑暗史之后，才去追逐那“昨夜曙光”的呢？与近年来众多琴社的涌现相比，一个人的琴馆出现在大街上，已经是一个迟到者。它能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和喜爱，这本身就是对古琴未来之转机的诠释：尽管是一个很渺小的诠释。我本希望：它是“新琴学史”在社会行为上的一个新开始。
琴如花，人如蝶——这之间有一个相对划时空的追逐……。
它说明尘封百年之后的这个传统乐种，在社会冲击力的气候中，能够以一种非保守的方式破土而出。琴，可以告别被埋没于泥土茧缚的黑暗经院时代，投身于最新锐，最先锋的艺术行动了。
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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