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既然人们总是抓住这两个问题不放(特别是前一个问题)，如此聪慧的余秋雨，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说说清楚。但余先生坚持不说。打死也不说，更不忏悔。不仅如此，还常常施以掩饰和辩解。而随着很多史料的出现，包括“石一歌”写作班子的前前后后，《朝霞》在“文革”期间所发文章的详细目录，都跃动着余秋雨的身影。前些年，读《借我一生》时，我以为余先生会坦然地向广大读者说出自己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但读完之后颇为失望。这次，我一厢情愿地心怀期待，在《我等不到了》如此令人动容的书名之下，作者仍然不说，不仅不说，还以“抵抗饥饿”为由，轻描淡写地追忆了自己到复旦大学，只是给鲁迅先生的两篇小文作了些注释而已。
毕竟那是历史的问题，不是他个人能左右的，余先生终有“难言之隐”，不说也罢。只是，面对“创造世界纪录”的“诽谤”，他为什么不用可以佐证的事实来说明自己的经历？看来，对于这类搞不明白的事情，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沉默。
没有谁有权利一定要让别人忏悔，正如没有谁有权利一定要让别人不能自我表扬一样。所以，读《我等不到了》，我建议读者诸君可以将阅读的重点放在“自我表扬的策略与技法”上，或许能有意外的收获。
《我等不到了》，余秋雨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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