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牛棚”生活，高莽说“我很荣幸，竟然和冯至、戈宝权、李健吾这样的大学者们生活了一段时间”。多年后，他写过一篇散文，名叫《难忘五七路》，“那条路泥泞难行。那条路上留下许多知识分子的脚印。有时，我闭上眼睛，还会看到一些学术界精英在那条路上跋涉的身影……”
泥泞的岁月中，高莽无法接触文学，但他重拾画笔，延续了给名人画肖像的爱好。在学生时代，他曾向列宾的学生、油画家克列缅季耶夫学过绘画，工作之后，他经常为作家和文艺界人士画速写，在观察和描绘中“画译”着艺术家的灵魂。领导与同事都知道他的爱好与才能，有几次，时任中苏友好协会领导的戈宝权在与客人谈话时有意为译员高莽留出一点“作画”时间来，满足他的心愿。
在干校里，高莽背着军宣队，以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回忆录为内容开始画马恩组画。回京后，他继续组画的创作，最后画成了57幅小型油画，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印了8万册，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这本“乌兰汗译高莽绘”(前者是他翻译用的笔名，后者是他绘画和写作署的本名)的画册，竟成了他在干校“思想改造”之余的一桩意外成果。
领略了黑色的幽默，见识了惨痛的荒唐，再次“重逢”阿赫马托娃，他心中涌起歉意。
高莽开始寻找真正的阿赫马托娃。
“她的生平很惨，前夫古米廖夫在20年代被处决，她和前夫生的儿子在1935-1940年几次被投入监狱。为了探视儿子，她在列宁格勒的监狱外排过17个月的队，见到了千千万万和她一样不幸的人民。《安魂曲》就取材于她的这段亲身经历。”
“她在自己的住处没有任何东西，也很少回去。随身带着只有一口旧箱子和一点手稿，辗转在一个朋友到另一个朋友家。这种状况下，她还是爱写诗，但写完，朗诵给朋友听之后，就立即焚毁，什么也不留下。有一本《被焚烧的诗集》是朋友们凭记忆替她保留下来的。”
“她早期的诗歌多是爱情题材，几代青年人在她的诗中谈情说爱。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她参加保卫后方的斗争，缝沙袋作路障，在楼前值班防空……她是乘最后一班飞机撤离列宁格勒的。”
“带着颗忏悔的心，我想为她做些什么。”高莽说，他产生了一个念头，恨不得把她的全集都翻译成中文，既是“道歉的表示”，也因为“喜欢她的诗”，“她的诗，看起来浅显易懂，实际上艺术造诣很深。继承了俄罗斯现实主义诗歌传统，还吸收了俄罗斯小说的表现手法，以及世界文学宝藏的营养。”
1991年，凝结着高莽千锤百炼心血的《爱——阿赫马托娃诗选》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诗选不仅依据苏联作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出版的《短诗与长诗》，译出诗人六本诗集、散载于报刊的诗和生前未发表手稿的内容，还增加了四篇阿赫马托娃写的散文和老作家科·楚科夫斯基的一篇回忆录。
回忆录中写道：“如今，她的名字成了我们语言学中最珍贵的名字之一。如果我们没有安娜·阿赫马托娃，我们会贫乏得多。” 独立之翻译
“你，进入我最后一个梦，”
(剧本《序幕》选段)
高莽翻译过许多俄苏文学作家作品，但阿赫马托娃是他最放在心里的一位。每次去圣彼得堡，他都不辞路途颠沛，到西北郊的科马罗沃镇、女诗人埋骨之处，献上一束鲜花。
“有时，我到得挺早，可看到还有比我更早送到的鲜花放在墓前。我很感动，许多人在惦记着阿赫马托娃呢！”
后人在阿赫马托娃的遗物中，发现一个旧信封，里面有一些不分序列的长短稿片。
据考证，这是她在1943至1944年没有完成的剧本《序幕》，内容是女主人公(诗人兼演员)与“来自未来的客人”的散文体对话。1944年她回到列宁格勒时，把原稿全部销毁，至60年代，又想恢复此作，于是把记得的部分写了出来，题为《序幕，梦中梦》。
1989年是阿赫马托娃百岁冥诞之年，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苏联本国，人们为女诗人举行了极为盛大的纪念活动。前苏联一本文学杂志的阿赫马托娃专号把“遗物”整理后刊登出来。
20年来，高莽仔细地研读这些“残片”，不下数百遍。
“如果没有对苏俄文艺界的深刻了解，就无法看懂。她大段地回忆过去，涉及大量活跃一时的作家、诗人、舞蹈家、音乐家和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她没有写完，没有形成结构，诗的意境神奇梦幻，叙述的主线抽象多变，很难翻译。”
近两年，他开始着手翻译《梦中梦》，“基本翻完了，可是没时间加工”。他的翻译习惯是，第一遍完全“生译”，不看任何参考书和辞典，而后，开始浩大的精修工程，从一个词、一种语气、一个地名，到每一句译文结尾的最后一个字，都要反复挑选，以合乎“韵律”。
不达到自己能力的极限，他不愿意仓促献给读者。
在“译者前言”里，高莽常常不客气地批评自己“能力有限”，这不是一般的自谦，而是具体的坦白。他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体自传《人与事》的译作前言中写道：
“我担心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会被我的译文糟蹋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字对我来说过于艰深。于是我邀请老翻译家桴鸣来协助。两篇自传中，不少部分是论述音乐、绘画、诗歌和哲学的。宏论玄虚而又难以琢磨，思想跳跃幅度极大。我们二人都觉得跟不上作者的思维变化，所以对译文的理解与表达难免有不足之处。”
“帕斯捷尔纳克的句子结构一般来说都相当复杂，大套小，长套短，原作用词往往类似我国五四运动前的文字。他喜欢用词的古义、旧义而不是新意，又不追求文字的简练，相反，造句十分庞杂。在翻译过程中，我和桴鸣都想保持原文的风格，然而很难做到满意。桴鸣认为我的译文缺乏原文的艰涩和复杂性，用他的形象的话来说，‘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字如同我们吃的麻花，句子长，意思层次多，全都拧在一起。’原作中作者的主观感受很强，处处流露出纯主观观察事物的色彩，因此就出现了奇特的比喻，不寻常的修饰语，以及古怪的词组搭配。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还是尽量追随原文的用词，未敢擅自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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