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年代，画画给高莽带来了不少麻烦。画反对浪费的漫画，竟扩大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美术界第一宗大批判；一次群众集会上，顺手画了前面一位领导的后脑勺，会后被有关人员查问“是何用意”，吓得张口结舌；“文革”前，他在给旧同事的信里画了一只小鸟，“文革”期间，被军宣队怀疑是让对方潜入香港的“指示”……
劫后余生，他越画越起劲，恨不能把世界各国杰出文学家和自己见过的本国艺术家、作家都画一遍，配上画传。妻子对油画颜料过敏，他舍弃了油画，改用水墨，但技法还是“油画”的。“水墨画的讲究，一笔成形，我不是太拘泥，一笔不行再添一笔，看最终效果嘛！”他很得意，自己善于抓“神”，不是“画”得像，是用画笔“译”得像。
“现在收录在翻译家词典里用的是乌兰汗，文学词典里用的是高莽。我想尝试，一个人是不是可以做两件不同的事情。其实我很清楚，如果舍弃任一样，我在另一样上的成就都会走得更远。但我两样都舍不得。所以，就这样吧，我很满意！”
许多年前，高莽有一次在苏联一家旅社里，发现房间里摆的一盆绿色植物，质洁姿美，十分喜爱。他拍成照片，寄回给女儿，让她代查，这植物叫什么名字？
女儿回信，写道，她问了搞植物研究的朋友，它名字叫做“绿梦”。
绿梦，多么美的名字。生性浪漫而热烈的高莽陶醉了。只是，又过了很多年，他不无失落地得知，原来“梦”乃“萝”字草写之误，人家真名叫绿萝。
“多美的误会啊。人生中充满这种误会。”高莽眼里满含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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