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
人物档案
高莽。1926年出生于哈尔滨，著名学者、翻译家、作家和文化文学评论家。长期从事苏俄文学研究、翻译、编辑工作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曾任《世界文学》主编，主要译作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阿赫马托娃等作家的诗文。又是一名优秀的画家，为中外许多国家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创作过肖像画。1997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授予他“友谊”勋章。
相遇“诗歌的月亮”阿赫马托娃
初夏的“老虎洞”有些闷热，必须开电风扇了。
“老虎洞”是翻译家高莽(乌兰汗)给居所起的名字，因为他和妻子同为1926年的“虎”。举目四壁，除了满架的书籍画册，就是虎头虎脑的玩偶、摆件、挂饰。有一年生日，好友华君武送来一幅画，特意画的也是两只烂漫可爱的老虎。
今年又是虎年，84岁的高莽勤奋甚于年轻人。在他的书桌上，铺开一叠写满诗行的稿纸，留有反复修改的“补丁”。记者凑近一看，一行标题映入眼帘——“梦中梦”。
这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安娜·阿赫马托娃的诗剧遗篇，老翻译家至今不舍得公布于世，好像要把这三四万字炼成金丹。
“出版社在等着，可是我还想斟酌推敲，力求完美。出于对阿赫马托娃的敬爱，不能乱来。”高莽说。
“让我隐瞒起我的一切：我的性别，我的年龄，
我的肤色，我的信仰，我出生的日子
总之可以隐瞒的一切。
可是又隐瞒不了——缺少才能
还缺少什么别的，至于其它嘛
都隐瞒起来吧。
……”
在轻轻的吟哦中，高莽讲述60年来与这位女诗人的曲折“译”缘，其中包含着他自己的酸甜人生的回顾。
批判中初识
“别人对我的赞美——不过是灰烬，
你对我的非难——也是嘉奖。”
(《二行诗》，1931)
1948年，东北已经解放，高莽在家乡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常常给当地报刊翻译些诗歌散文，写些介绍俄苏文学与艺术的文章。
一天，高莽接到一项工作，上级领导要求他把苏联领导人日丹诺夫所作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和联共(布)中央关于此报告的决议翻译出来。
翻译中，高莽读到了一些以前他从不知道的作家和艺术家的名字，其中有一位“安娜·阿赫马托娃”，受到的批评火力最为集中和猛烈。“一切难听的话都用上了，把这个女诗人骂得一塌糊涂。”
高莽把这些“难听的话”都照实翻了。“当时苏联所做的一切对我们都有指导意义，代表无可质疑的正确。这篇决议中对待文学艺术界的政策，对东北文艺界的影响非常大。”
高莽毫不怀疑，这位阿赫马托娃的人品道德败坏，她的诗歌也是堕落无耻的象征，如同决议所称，“给青年教育事业造成危害，不能为苏联文学界所容忍”。
这一时期，高莽已经翻译了根据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话剧剧本《保尔·柯察金》。话剧在哈尔滨演出成功，扮演冬妮娅的女演员孙杰后来成为他的妻子。1950年，该剧本由孙维世导演，吴雪、金山和张瑞芳主演，在北京青艺剧场演出。这是新中国上演的第一台大型外国话剧。
新生活的图景徐徐展开，高莽先是离开哈尔滨到沈阳，调任东北中苏友好协会工作，1954年，他又被调到(北京)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对外联络部。北京是祖国的首都，高莽向往的地方，中苏友好事业正处鼎盛时期，两国人员互访频繁，担任译员的高莽几乎年年随中苏友协总会派出的代表团出访，也接待过很多苏联客人。
缘悭一面
“种下一颗野蔷薇，纪念没有实现的会晤。”
(《野蔷薇开花了》，1956)
——“我曾有机会亲眼见到阿赫马托娃。”
那是在1954年的隆冬，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定于12月15日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大厅举行。苏联各地作家代表和被邀请的各国作家代表陆续来到莫斯科。
高莽随同中国作家代表团抵达后得知，阿赫马托娃和他们住在同一幢楼里！
此时，由于斯大林去世，高压政策告一段落，一些作家开始恢复名誉，也包括多年不能发表作品、只能以译诗为生的阿赫马托娃。但她深居简出，不轻易露面，高莽并没有见到她。
“如果当时见到她本人，我也还是认为她是个很坏的女人，还是那个 ‘决议’中的阿赫马托娃。”高莽淡淡微笑着说。
许多年后，他怀着另外一种心情，译出一篇又一篇她的诗篇，用画笔勾勒出一张又一张她不同年龄时期的面容。
或许在高莽的记忆中，有虚拟出来的一幕：在那幢楼的某个转角，或某一段楼梯上，阿赫马托娃的背影滑过。她的心里充满了不为人知的滚烫诗句，人们看见的却是她孤独而瑟缩的身姿……
“忏悔之心”
“倘若有朝一日，在这个国家里，有人想为我把纪念碑树立，……在这里：在我伫立三百个钟点的地方建起来，当时他们就是不肯为我把门闩打开。”
(《安魂曲》，1940)
1966年3月5日清晨，阿赫马托娃因心肌梗塞辞别人间。
又过了快10年，一天，在北京图书馆，有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在书架间搜寻着，一本美国出版的俄文原版《阿赫马托娃作品集》进入他的视野。霎时，记忆与现实的相遇，像撞击的燧石，擦出耀眼的火花。实际上，这是他第一次读到她的诗歌作品。
“看了之后，吓了我一跳。”初次捧读，高莽发现她完全不是联共(布)中央说的那样一种诗人。
这时的高莽，年近五十，刚刚从“黑色十年”中蹒跚走出。1962年，他调到《世界文学》杂志社，当了一名研究外国文学的编辑，和同仁们一起，向读者译介了为数不少的外国作家。“文革”开始，《世界文学》被停刊，编辑人员全部下放到“五七干校”，一直到1976年，中国大地上很少听到外国文学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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