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赫塔·穆勒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描述了穆勒在整个颁奖典礼及其后的晚宴活动上的表现。作者菲丽茜塔丝·冯·罗芬贝格及译者钟弦授权本报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斯德哥尔摩，12月10日
在赫塔·穆勒面前，一切繁文缛节都失效了。在斯德哥尔摩过去几天里，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折服于她的人格魅力。只要有她出现的场合，人们总会被这位女作家那令人惊叹的精神集中力和作品所吸引，连瑞典的皇家成员也不例外。
礼节上规定，每位诺贝尔获奖者晚宴后最多只可以与国王和他的家人共度一刻钟，尽管如此，穆勒与她的先生哈里·默克勒(Harry Merkle)在夹道欢迎的瑞典大学生和珠帘做的屏障后与皇家成员却交谈了一个小时左右。当这位女作家终于再度出现时，等待她的朋友们总算可以在颁奖典礼逾六个小时后拥抱她并献上诚挚的祝贺了。她还是显得那么激动。
在周一晚上(2009年12月7日)的诺贝尔奖演讲典礼上，很多听众就已产生了共识：“至今几乎无人聆听过这样感人心扉、层次多元，同时又是从获奖作家自己独特的散文诗语言里提炼出的精华所凝聚成的致辞。”在周四(2009年12月10日)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赫塔·穆勒作为诺贝尔奖文学奖史上第十二位获奖女作家现身在原皇家音乐学院大厅里。领奖时，主持人安德斯·奥尔松热情洋溢地强调了他对获奖者的赞美：“每位读者在开始读第一行时便会被她的书深深吸引，人们感受到，字里行间都是对生与死的体验。”
当赫塔·穆勒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装有奖章和证书的红色小皮匣后，遵照仪式礼节先后向皇家成员、瑞典皇家学院院士和观众席深深鞠躬以示感谢时，掌声经久不息。
诺贝尔文学奖那不寻常的、永不过时的魅力归功于瑞典皇家学院本身。该学院一百零八年来致力于奖项的评选，亦凭着对美学坚持不懈的追求而获得世人的崇敬。作为唯一评选诺贝尔奖的学术机构，该学院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保持绝对的独立性，同时自行决定属下的十八位终身制院士。过去十年担任常务秘书并必须同时扮演黑白脸的霍勒斯·恩达尔(Horace Engdahl)在晚宴上解释，诺贝尔获奖者的评选工作仅仅是委员会的事务之一。
千万不要坐在国王身边
长期以来，每年的12月10日几乎已成为瑞典人的第二个国庆节。
将近两百万人在电视直播上追踪颁奖典礼以及随后的晚宴。许多人甚至和颁奖典礼上的观众一样，打扮得正式体面，也自设一席丰盛的节日晚宴。
在让人感受到如威尼斯总督氛围的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蔚蓝大厅中，约有一千五百位宾客用镶着金边的瓷器和金餐具共享晚宴，每年的晚宴后，这些瓷器和餐具都会出售。
这个能让所有市民分享到独一无二历史性事件的诺贝尔传统，已成为瑞典文化的一部分。
而在晚宴上，最大的难题是桌椅的摆设问题：如果不事先做好安排，而让赫塔·穆勒邻坐在国王身边的话——那么整晚的飨宴就会成为一场闷声大餐。因为据说卡尔·古斯塔夫陛下拒绝用德语交谈，哪怕他的王后就是德国人。而赫塔·穆勒的英语也是捉襟见肘。
至今很多人还会心有余悸地回忆起1996年的诺贝尔奖晚宴，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是如何在陛下身边像哑巴一样捱过四个小时的，就是因为这位国君始终执拗地沉默，毫不掩饰他对座位安排的极度不满。
多次出席过诺贝尔颁奖典礼的斯德哥尔摩市民精英们在填写入场登记表时，总是在“座位请求”一栏中慎重地写上“请千万不要让我和国王坐在一起！”
凑巧的是，赫塔·穆勒在斯德哥尔摩人俗称的“大派对”晚宴上与同是来自德国的诺贝尔化学奖(1988年)获奖者约翰·戴森霍菲同桌。显然，两人的沟通十分融洽。同时，与玛德琳公主殿下和其他人也能长时间愉快地交谈。
赫塔·穆勒身着镶着白边的朴素黑色长裙，用白腰带简单一围，就这样置身于一片金缕霓裳的珠光宝气中——虽然其中很多是人造珠宝。不仅是她的外表，她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只对事物本质的关注。
晚宴的侍者由一群芭蕾舞演员担任，整场晚宴对宾客的服侍如同精心设计的芭蕾舞剧，且不时被来自英国的蒙塔威尔第合唱团(Monteverdi)繁琐穿插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演唱所打断。晚宴结束后，赫塔在开场致辞者的引领下登上巨大的阶梯来到讲台上。她首先简短地回忆了一下童年，就切入她在文学组织“巴纳特活动小组”的乡间清寒岁月，接着，叙述了直至今日的柏林生活。其中，她没有忘记回忆一些已与世长辞的好友，当时，许多在场观众都强忍着热泪。 一些院士，如克丽丝缇娜·隆、帕尔·维斯特伯和托尔尼·林德格林，在私下场合就毫不掩饰地表示，赫塔·穆勒早在几年前就作为候选人之一被评委会盯上了。但是，由于媒体对获奖者的关注日益增长，对获奖者而言，这一荣誉有时更像个累赘。这些院士与霍勒斯·恩达尔一样深谙此理。很多人无不担忧地打听这位女作家是否已被几个月来蜂拥的人群以及这一周的诺贝尔典礼那拘谨繁琐的节目程序搞得精疲力尽了。今晚，这些担忧都成了多余，在完成一切正式礼节后，一个精力充沛的赫塔·穆勒令人惊讶地出现在公众眼前：轻松而又热情。以往这样的情况绝少发生，相反地，之前她有时连吸烟时都逃不掉这些礼节和排场。
通常，作家们会陶醉于镁光灯下，并且把长达一周不间断的公众注意力、一次次的被接见、被设宴款待、发言致辞、媒体采访以及不时地被索取签名当作一种高档的享受。赫塔·穆勒不属于这类人。如果谁像她一样被已知以及未知的敌人经年累月地刺探、监控过，就不可能把自己置身于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成一种惬意的事。尽管这一关注是善意的，但还是不时造成隐私被侵犯的不安感。在她刚刚获悉得奖消息时，她便明确理智地指出：并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书获得了这一殊荣。
为赫塔·穆勒准备的诺贝尔周活动安排备忘录看上去足足像一本书，其中包括了八天里将近三十个活动安排。倘若她迄今所著的十九本著作，每一本都能代替她去承担一个应酬的话，这位女作家肯定能悠哉地度过在斯德哥尔摩的每一天。尽管没有这种美事，她还是一板一眼地以她的纪律性、自制力和非比寻常的谦逊态度认真地履行了她的义务。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地、自然地做自己，有时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赫塔·穆勒在文学世界里一向能够找到慰藉，这就是她坚持写作的原因——她在斯德哥尔摩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如是说。写作对于她来说就是一种“与自我分裂”的尝试。
这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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