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是这些年来被人们频繁使用的一个词语。这个看似很普通的词语是在中国崛起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被激活的，它无疑包含着浓郁的民族情绪，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精神。与它相对应的词语还有中国道路、北京共识(这个词语完全是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创造的)等。中国近30年来的现代化实践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它完全有可能为人类文明提供新的经验。这应该是中国经验这个词语的基本内涵。当代文学也从中国经验这个词语中获得一种灵感，人们认为，当代作家应该努力去把握和表现这种中国经验，这样就会在文学上作出实质性的突破。这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也是合乎逻辑的推论。但即使如此，也有一个如何认识“中国经验”的问题。事实上，人们在谈论中国经验时，多半都是将其预设在当代特别是近30年的现代化实践上。这种预设是很成问题的，因为这种预设是一种删除了时空的预设，也就是说，有关地域和历史的因素在这种预设里是被忽略或被误植的。比方说，人们从当下的乡土小说创作水平远远高于都市小说的现象中得出结论，当代作家还不能处理好新鲜的中国经验。其实这就是一种切断了时间链条的结论。在我看来，真正的中国经验首先就包蕴在乡土小说之中。
许多人从外在现象中感到，近30年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经验完全是与中国的传统经验互相否定的，中国传统并不推导出现代化，现代化是直接从西方搬过来的。在他们的意识中，就有了一个统一的现代化标准，中国经验则丰富了、充实了现代化。这样一种非历史化、非政治化的中国经验虽然以多元化的形态与国际接轨，但它并没有提供崭新的普遍意义和精神价值。我以为，如果说中国经验将为人类文明提供崭新的普遍意义和精神价值的话，那么，它就应该首先从乡土文学中挖掘。
学者赵汀阳的观点给我有益的启发。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普世价值不同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西方普世价值来源于基督教，主要和“个人”有关，而中国的普世价值的来源与“天下”观有关。“天下”观认为世界范围内任何一种文化文明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天下”观考虑的是如何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都组织到“天下”这个概念下，建立一个普遍和谐的合作秩序。由此发展来的普世价值主要和“关系”有关，比如“仁义”“和谐”等。赵汀阳的观点对自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也构成了一种挑战。因为自现代以来，中国的新文学断然告别传统文学，将文学的精神价值纳入到西方的价值谱系之中，这固然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但也大大影响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发现。比方说，今天我们讨论中国经验，就应该将中国经验看成是在时空关联下的价值生成物。毫无疑问，赵汀阳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普世价值在中国经验中会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时空关联下观察中国经验，就会看到中国的现实是在历史延续状态下不同地域之间复杂的相互交织牵扯。地域之间的交织牵扯主要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国与西方，一类是乡村与城市。因此，在讨论中国经验时，乡土文学是不可缺席的重要角色，而从历史延续状态的角度说，乡土文学又是生发中国经验的源头之一。从这样一个具体语境中来阅读当代的乡土文学，也许我们会对作家提供的文学形象有一种新的体认。
比如说，我们在评论当代的乡土文学时，使用得最多的一个词语就是挽歌。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是最为基本的冲突。乡村在现代化、都市化的潮流中的确走向式微，乡土文学作家对此最为敏感，因为他们穿行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其身体已经离开了乡村，享受着城市文明，但他们的身与心处于相异的状态。尽管他们想把心也牵到城市来，问题在于，他们的内心始终留恋着乡村的温馨，这使他们在通往城市的路上频频地回头看，回头看到的是一片温馨。身心相异所带来的是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这两种文化的碰撞和冲突。这种碰撞和冲突也正是乡土文学的活力。在这种碰撞和冲突中固然会有绝望的情绪，会有挽歌的调子，但活力会引导作家找到新的希望。贾平凹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贾平凹也曾处于身心相异的状态，这构成了贾平凹的精神焦虑，他力图让身心合一，但他的心已经在乡村扎下了根，并不适合安妥在城市。为此，贾平凹的身躯在城市苦苦地挣扎，想在城市里为内心营造出一块合适的小天地，从而达到自我的一体性。未曾想，这种挣扎是如此的艰难，又是如此的耗费精神。他的小说写作历程真实地记录了他寻找自我一体性的艰难过程。寻找自我一体性也就是求得身心合一的境界。从这个角度看，贾平凹多少年来始终是一位“在路上”的作家，在从乡村走向城市的漫长道路上。虽然贾平凹较早地走进了城市，但他走进城市时把心遗留在了乡村，只要他的身心相异的状态没有改变，他的精神实际上就仍处于“在路上”的流浪状态中。身心相异，进而不入，面对城市文化的这两种精神困惑一直缠绕着贾平凹的写作。在他一系列作品如《土门》《高老庄》《怀念狼》中都围绕着这两种精神困惑来展开主题。“城市”残缺，“乡村”不再，也就始终是贾平凹作品中最突出的意象。在这种意象里，徘徊着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文化人。到贾平凹写《秦腔》的时候，他甚至有了一种念头，不如来一次身体的阉割，让乡村文化摆脱欲望的纠缠。因此，贾平凹在写《秦腔》的时候，仿佛是一次精神的喘息和调整，他可以平心静气地面对城市了。在这之后他写出讲述农民进城故事的《高兴》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在这部小说里，贾平凹发现了乡村文化融入都市文化的方式。刘高兴无疑是一个乡村的精灵，他充满智慧，富于幽默，不甘现状，耽于幻想。我在一篇评《高兴》的文章中说，刘高兴是一个具有堂吉诃德精神的现代农民。堂吉诃德精神就是一种幻想的精神，一种不向现实妥协的精神。今天，沉重的世俗生活几乎都湮没了理想的光芒，我们是不是需要倡导一点堂吉诃德的精神呢？于是，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刘高兴怀着乡村田园般的理想朝我们走过来了。他没有长矛，却有着乡村的智慧和勇气，因此他在与城市的较量中屡屡得手。他三言两语就摆平了刁难五富的门卫，穿一身西服和皮鞋就为翠花讨回了身份证，甚至他勇猛地扑在汽车前盖上，英雄般地制服了肇事逃逸的司机。但对于刘高兴来说，城市就是一个更为庞大的风车，他与这个庞大的风车周旋，已被周旋得筋疲力尽。所幸的是，他比堂吉诃德要清醒，最终他还在这个城市呆了下去。陈晓明曾以“向死而生”来描述当代文学，这是很精彩的论断。我以为“向死而生”这四个字用在乡村文化精神上更为妥帖。如果说《秦腔》确有一种挽歌的凄凉的话，那么，《高兴》就像是在黄土高原上为生命呐喊的高亢的唢呐声。“向死而生”表明了一种思想的飞跃。在面对乡村与城市的冲突时，乡土文学作家首先看到的是物质层面的东西，看到传统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衰落，自然会产生挽歌的情调。但当思想深入下去后，看到的就是精神价值层面的东西，就会发现传统的精神价值并没有死去。因此，即使我们觉得乡土文学在唱着一曲曲挽歌，也不要忽略了在这挽歌中挟带着涅槃的信息。 这里不得不说说陕西对于乡土文学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因为陕西是农耕文明最坚强的堡垒，而农耕文明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具有核心价值的意义。因此，陕西作家最擅长的是乡土叙事，而且陕西作家的乡土叙事总是显得那么厚重，那么具有历史感，一如他们脚下厚实的黄土层。我们完全有理由把陕西作家看成是农耕文明堡垒中的一个群体，他们站在同一立场上共同守护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将陕西作家看成是一个乡土文学的群体，就在于他们的乡土叙事基本上都是一种宏大叙事的结构，仿佛他们有一种偏好宏大的文化基因，这是不是与埋在地底下的一千多年前的气势宏大的兵马俑有关呢？在我看来，这种偏好宏大的文化基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念。也就是赵汀阳从中看到中国的普世价值的“天下”观念，“天下”观念可以说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核心观念，天下观念强调天下为一家，一家人有长幼秩序，各司其职，相互依存。由家扩大为国，由国扩大为天下，其井然的秩序和相互之间的依存性也一层层传递下去。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天下”观念是中国人利用“空间”构想出来的世界秩序观。这种世界秩序观是建立在家庭伦理基础之上的。在农耕文明中，家庭不仅是最小的社会单位，而且也是最稳定的社会单位，家庭的血缘性决定了它是最有条件产生亲密的关系和相互之间的友爱与合作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更看重关系的价值，个人的价值都是在合乎秩序的关系中得以实现的。人们以西方理念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时，就会指责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个人价值的位置，这其实是没有读懂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否定个人价值，它只不过不去孤立地讨论个人价值，而是在社会总体的关系中去讨论个人价值。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个人都被伦理化，以伦理的方式确定其在社会坐标中的经纬度。也因此，中国作家的乡土叙事不仅思考个人价值，也在思考关系价值。陕西的作家们对此体会尤深，无论是贾平凹的《秦腔》，还是陈忠实的《白鹿原》，都可以看作是反思关系价值在现代性中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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