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资本主义无道德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就是欧洲的十九世纪，准确而言，就是拿破仑三世统治的时代。小波拿巴民选上台后，靠军队政变解散了国民议会，逮捕议员，然后经过愚蠢的公投认可程序，正式加冕做皇帝。法兰西第二帝国是一个典型的模式，向后人揭示资本主义“做生意的自由”不需要政治自由为后盾。在专制统治之下，资本家如同帝国的头号宠儿，因为小拿破仑的“自由主义”新经济政策（包括简化股份公司申请手续，支持资本家建造铁路，鼓励消费……）就是要招揽金融资本，对资本家投怀送抱。第二帝国早期，好商佳(BonMarche)跃然成为全世界第一家百货公司，路易·威登(LouisVuitton)开始兜售旅行箱，以自己的名字做品牌的服装设计师变成了主流时尚，据说左拉《妇女乐园》描写的百货商店即取材于好商佳和萨马利丹两大百货公司的运营模式（《百货公司小说的诞生》，辜振丰）。小拿破仑的政治专制主义和经济市场主义二位一体的政策当然不是为了“法国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重振拿破仑皇族的家声，甚至野心勃勃地问鼎“千古一帝”。他的重商主义，其实与罗马那个谋杀父亲奥列留的暴君康茂德的角斗场主义一样，无非是坐稳江山、笼络人心的手段而已。借用英国《卫报》的评价，“自由派皇帝”小拿破仑其“目的只有一个：让法国人相信自己会变得更富裕，然后着手去解决那些影响法国稳定的社会问题。他的经济政策使法国成为一个纸醉金迷的国度，富豪们在民众面前炫耀财富。他的支持者一边继续发家，一边依赖他让‘小人物们’保持安静，共和派的最积极代表只能流亡海外。在他的统治下，媒体只是在理论上保持自由，太过批评性的报纸会受到政府的客气‘警告’，自我审查成了新闻人的第二天性。当时尽管也出了一些大艺术家，但他们多半流落他乡，否则就会因‘不道德’而面临受审判的危险，例如福楼拜和波德莱尔”。故，塞纳省长G.E.豪斯曼1853年对巴黎市区进行的大规模改建不是什么“仿生建筑”，本雅明说，“豪斯曼的真实目的是想保证巴黎城免于内战。他想使巴黎永远无法设置街垒。豪斯曼打算用两种方法结束这种现象。街道的宽度首先要使街垒的设置无法实现。其次，新的街道将在兵营和平民区间提供最短的线路。当代人将这一举动称为‘战略美化’。”通过小拿破仑皇帝、金融商业资本家和豪斯曼的群策群力，“影响法国稳定”的问题似乎解决得差不多了，无产者被放逐到城市郊区，动荡的因素无声消失，法国完成了工业革命，重工业中机器生产普遍代替手工劳动。大工业时代来临，巴黎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1855年和1867年法国两次举办炫耀国力国富的万国博览会。当然，在伟大的资本主义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之内，没有伟大文学的一席之地，像福楼拜和波德莱尔那样的文学家尚可苟且度日，伟大如雨果，便只能流亡于泽西小岛，自绝于帝国，自绝于人民了。若非小拿破仑妄自尊大，捋俾斯麦的虎须，兵败被擒，帝国寿终正寝，恐怕雨果再伟大五倍，也不得不埋骨异国。
言归正传，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成熟资本家们掌握的传播媒体进行唯资金运作、逐臭运作、非道德运作，所追求的不是艺术的最高化，而是利益的最大化，股东和公司不理会文学法则，只接纳销路、利润等商业法则。而作家们很快就适应了（被动或主动地）商业法则，放弃了一度奉若圭臬的艺术法则。十九世纪适应性最强的作家也许非
大仲马莫属了，他成名后的小说都不是个人创作，乃是工作室里一帮书记、助手组成的“写作流水线”合力炮制而成，《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布拉热洛纳子爵》的主要撰写者奥吉斯特·马奎就很出名。进入资本主义烂熟期的二十世纪，等待我们的是一个众声喧嚣的时代。许多作家、诗人、画家本身就是媒体从业人员，近水楼台，得其方便，所谓的媒体“公器”便开始为艺术小圈子、小团体的利益服务了。我们还记得，未来主义创始人马里内蒂曾是左翼政党意大利社会主义党机关报《前进报》的编辑，墨索里尼的朋友，也是米兰《诗刊》的发行人，这些身份肯定有助于法国著名的《费加罗报》头版刊登他那篇纯属呓语、不知所云的《未来主义宣言》。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情况基本相类。这些本身完全由小圈子策动的文艺“运动”，如果得不到大众媒体的响应、跟进、鼓吹，根本就不成气候，无声无臭，死乃与草木同枯。问题是，这些文艺青年的自我炒作，有必要进入公共视野并烙印于艺术、文学史，被后世同样肤浅浮躁的文艺青年所膜拜，视为经典、奉为正统么？如果说浪漫主义潮骚的浪尖上毕竟还出了个神皇级的大师雨果，那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这些吵吵闹闹又出了什么我们必须记住的人物———难道竟然是达利，那个阳痿患者兼恋粪癖（这些细节系其生前公开发行的日记所透露，他最入迷记载的是每天屙出粪便之颜色和形状），那个住在佛朗哥提供的别墅里大言不惭的小丑？
二
上次《明镜》周刊双周沙龙讨论涉及“行为艺术在网络”，提到当下中国的怪现象———事件取代了艺术，没有艺术，只有艺术事件，中国文学亦复如是，事件取代了诗歌（顾城杀妻、民间土鳖、零度写作、下半身、垃圾派、梨花体），事件代替文学（马原的文学已死、棉棉与卫慧的自慰体、余华烂书、顾彬事件），等等。其实只要熟视西方二十世纪那批艺术小人物如何炒作、操作艺术事件进而晋身艺术史，对当下的汉语效颦者又何足道怪。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时代里艺术可以发生的事件，西方的发达及烂熟资本主义时代早已为我们彩排预演过了。想起马里内蒂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未来主义字母诗歌，便不得不顺便提一下我们无比糟糕的诗歌，糟糕诗人们写的糟糕透顶的小说，而糟糕诗人们的习作备受媒体关注，他们糟糕透顶的小说经常获某奖，全非幸致，实属必然，因为某大报的几位副总编辑全是诗人，虽不“含泪”却时常“悲悯”的某批评家也是靠当“民间”诗派吹鼓手而发迹上位摇身变成大学客座教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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