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散文风格重现
“我多数作品的写法是螺旋循环式的，就像一座岛，从海洋中慢慢升起。”谈及《占有》的写作，拜厄特表示，因为想用侦探小说的叙述方式推进，她先完成了结尾，以此倒推前面的情节。
对于小说中她创作的大量维多利亚式诗歌，拜厄特的解释是，因为小说的背景是文学评论家想要研究诗人的生平，又想体现“在诗歌中语言的表现力最强”的观点，“如果我书里没有诗，怎么能够说明我的论点呢？”恰好该书的责编也是一位诗人，在其力劝下，拜厄特开始尝试创作。
而当书稿交付后，英国的出版商都不愿将这些诗悉数保留，美国的四家出版商同样要求她砍掉。“我听到编辑说想把这些诗都砍掉，每天夜里醒来的时候我都泪流满面。”但她的坚持最终获得回报，她笑称：“现在大学里面还能看到很多论文讲我写的这些诗怎么样，感觉非常美妙。”
对于《占有》的翻译，陆建德和止庵都坦言，想用汉语将书中维多利亚时代散文的风格表现出来，挑战极大。止庵透露，该书的翻译曾有好几位，“有一人翻译了十万字不干了，有个人翻译了两万字不干了”。拜厄特也表示，丹麦版《占有》的翻译甚至专门创作了19世纪的丹麦语，“后来还得了一个奖。这个奖并不是最佳文学翻译奖，而是真正的文学创作奖项。”
对于作品中透露出的女权主义色彩，拜厄特坦言，她在政治上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但不是一位女性主义作家。“我希望呈现一个有好有坏的综合性世界。”
中国的文学热衷于人与群体的关系
拜厄特今年已76岁高龄，来华前不久在法国不慎摔伤了后背，但为践行约定，最终如期而至。这一行，距离她上次来华已过去24年时间。
谈及1988年来华的经历，拜厄特用“丢脸”来形容。当时在南京的活动上，主办方让她讨论短篇小说，“但是我当时没写过短篇小说，当时我好像受到侮辱一样”。“后来我就问哪位中国短篇小说家是我应该读的。他们说沈从文。”自此之后，拜厄特阅读了大量沈从文的作品，自己也写作了中国风格的短篇小说。多年以后，她在伦敦大学东方研究所遇到一位中国女士，“她跟我说我读过你的小说，你写的是中国小说。我当时心里特别美。”拜厄特说，她还读过莫言、韩东和余华的作品。在她看来，中国文学往往体现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我读的所有中国文学作品当中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中心人物，围绕这么一个中心人物讲他跟群体的关系，而且这些主人公一般都是男人。”她将之称作“中国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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