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诗人蔡天新喘吁吁地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过苏堤，迎面看见一只靓丽的黄眉柳莺（哦哦，决不是流莺）栖息在栏杆上。诗人单脚踮地，问柳莺道：“你能在飞出一道绝美的抛物线的同时吟唱一首动人的歌谣吗？” 柳莺眯眼笑了笑，摇摇头。诗人说：“你看你没学好数学和诗歌吧，我来帮你、教你好吗？” 没料到柳莺吱吱地叫了几声，扑剌剌飞走了。诗人望穿西湖，枉自叹息。
蔡天新赖以自豪而别人却每每为他担心的特异之处，在于他同时占据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个最无用的位置。一个叫做诗人，一个叫做数学家。不过，这两个位置的无用，倒不是因为它们对象的无用：一个叫做文字，一个叫做数字，怎么会无用呢？可惜，蔡天新的文字没有用作御用帮闲的传声筒，他的数字也没有用于计算银行里的投资款项。文字和数字，都可以弄成玄思，弄成没有什么实际利益的东西。
好在一个人迷狂得深，总还是有回报的。这也就是蔡天新在神童的年代就可以靠数学天才在顶级大学里当上博导的原因。不过他似乎志不在此。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蔡天新编有一份颇有影响的民间诗刊，名叫《阿波利奈尔》，或者，“啊博你奈何”，不知道是对自己的博士生无奈还是自己的数学教授生涯的无奈？《阿波利奈尔》每期都是一本薄薄的册子，细草纹的封面，很精致，很小巧，就像江南的少女，或者西湖上羽翅靓丽的柳莺，捧在手上有一种惹人怜爱的魅力。
不过蔡天新倒是向来也不耽于杭州的美人美景。对于他来说，最大的乐趣在于周游世界，或者说，把一次又一次旅行变成一首又一首诗。他行踪不定地飞越在五洲四海之间，穿行于各类诗歌朗诵或数学演讲，以至于我往往能在中国或世界的其他角度与之不期而遇，用费加罗的话来说就是：“蔡天新qua，蔡天新la，蔡天新qua，蔡天新la，蔡天新su，蔡天新giu，蔡天新 su，蔡天新 giu。”
蔡天新有时在MSN上自曝行踪，为自己起一些即将抵达或业已抵达的国名、地名来令人展开遐想，比如什么乌兰巴托的羊、魁北克的雪之类。令人不解的是，你以为他在外蒙古大吃烤全羊之际，却又会在北京的798画廊见到他的身影。以至于一个和他多年未遇但并不陌生的朋友始终没有发现酒桌上乱哄哄的一大堆人里有蔡天新在，不知道这对他不可思议的神出鬼没习性是不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不过蔡天新最新的一本诗集（还是英汉对照，也就是双语的）居然叫做《幽居之歌》。我怀疑他是不是要收心，到灵隐寺去当一个当代隐士。打开书页，首先发现的是每首诗的落款都有写作时间和地点，却见证了游吟诗人蔡天新曾经幽居于罗马、爱琴海、加利福尼亚、哈瓦那、柏林、贝鲁特、麦德林、圣保罗、班加罗尔、马尼拉、安大略等等世界上我去过或没去过的无数角落。
作为一只和我同龄的兔子，蔡天新以狡兔万窟的精神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想象空间。还好，《幽居之歌》的英文书名叫做《Song of the Quiet Life》，也就是“宁静的生活之歌”，那毕竟让我感到了那种“大隐隐于游”的飘然。从他在花城新出版的两卷本作品集《南方的博尔赫斯》和《与伊丽莎白同行》来看，蔡天新也绝不仅仅是一个走马观花的游客，而是一个对话历史与文化的精神游冶者。前者以自己的旅行为线索，回忆了女诗人毕晓普传奇的一生，后者则是他在南美这个神奇的大陆生活一年的实录。
不管他怎样云游来云游去，杭州仍然是潜在的背景。毕竟那本诗集中大多的诗篇是写于杭州，并且那个淡妆浓抹总相宜西子湖的影子总是飘忽在诗句的深处。当他在加州看见
斑鸠的飞翔划破了天空的宁静
远处已是一片泛紫色的群山
我似乎斜倚在西湖的小船上；当他在罗马古道上惊觉“从前我曾走过这条路/风景依然历历在目/隧道、小溪、葡萄园”（《罗马古道》），我似乎和他一起置身于良渚西子葡萄园的绿荫中；当他在柏林写下“我们住在彩虹桥的那一头”（《朗诵》），我好像又看见他遥望着飞过苏堤的那只柳莺……
（杨小滨，诗人、耶鲁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居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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