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滨曾经表示，自己“在一首诗与另一首诗之间，寻求一种差异/诧异，一次拐弯”。这位“见异思迁”的诗人，给评论者留下难题。很多诗人喜欢把一些体系或理念埋藏进自己的诗歌，让评论家去寻找，为了避免对方找不到，有时还会用一些醒目的词语作出指路牌。这种诗歌最受评论家的青睐，他们无需开动脑筋，只要扛着理论锄头即可，劳动强度与挖土豆差不多。诗人播下的是跳蚤，评论家收获的是龙种——双方皆大欢喜。作为一个诗人兼评论家，杨小滨本来可以驾轻就熟地使用这个花招，让那些评论家寻踪而至。可是正因为看透了那些把戏，他的态度更为决绝，宁可被那些扛着理论锄头的评论家遗忘，也不愿意被他们稀里胡涂地挖掘一番。在杨小滨的诗歌里，很难发现什么“一以贯之”或者“持之以恒”的体系或理念，我们当然可以说他不变的地方就是多变——这种说法接近庸俗辩证法，不说也罢。
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杨小滨曾独立编过一本《汉英分类词典》。重提这个童年往事，不是为了把他妖魔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童”，而是试图追溯“词典”这种形式对诗人的影响。词典是一个儿童了解世界的最初方式，也是维持这个世界秩序的重要工具，但是阅读者和编撰者的角色不尽相同。绝大部分阅读者会接受词典的秩序，并把它等同于世界的天然秩序；而编撰者则深知词典的秩序是“人工合成”的，可他们会保守这个秘密，这也可以维护他们自己的超凡形象。一个儿童自己尝试着编撰词典，既有可能出于对秩序的认同和景仰，也有可能是在不经意间闯进生产秩序的后门，发现其中的秘密。
杨小滨表示自己的“词典”冲动，可以用福柯《词与物》的英译本题目“事物的秩序”来解释。显然，这不是他小学四年级的想法，而是一个评论家的阐释。但是，一个小学生编撰的词典更接近“杂乱型秩序”而不是“规范型秩序”，却不是意外。福柯在《词与物》开篇就表示该书的诞生地是博尔赫斯的一个段落，诞生于阅读这个段落时发出的笑声。博尔赫斯引用了“中国某部百科全书”，这本书把动物划分为十几类，有的“属于皇帝所有”、有的“有芬芳的香味”、有的“刚刚打破水罐的”、有的“远看像苍蝇的”。现在的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指责这种分类不合逻辑、不规范、不科学，还会指责这纯属异想天开、胡言乱语。是的，在规范型秩序里，异想天开、胡言乱语已经变成了贬义词，可它们不正是在匮乏想象力的当下写作中最为缺乏的质量么？
我们不妨这样自相矛盾地说，这种杂乱性秩序正是杨小滨诗歌中“一以贯之”或者“持之以恒”的东西，但它不是以体系或者理念的方式出现，而是一种写作实践。杨小滨笔下不再是《汉英分类词典》，而是一种“文体词典”，打开他的诗集，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些标题：《开心词典之苹果篇》、《情人节问卷》、《信件·面包·书签》、《使徒书》、《歌行体》、《旅行报告》、《熊猫传》、《熊猫外传》、《日常悼歌》、《履历》、《黑白照》、《无线电》、《电报》、《后绝句数首：主持人札记》、《一首邀请女友来美国的天真歌谣》、《后律诗之一：京城鸭脖》、《后律诗之二：鸭舌的发音》、《青春残酷汉语（语法练习一）：借刀杀人》、《青春残酷汉语（语法练习二）：动物屠场》、《超级Q版语文：绕口令练习》……
开心词典、问卷、信件、书签、使徒书、歌行体、报告、传、悼歌、履历、黑白照、无线电、电报、后绝句、歌谣、后律诗、语法练习、绕口令——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文体杨小滨没有或者不打算租用？除了常见的各种文学形式和应用文体，甚至还有黑白照这种视觉形式和无线电这种听觉形式，更有开心词典这种视听兼备的电视节目。它们的排列组合与“中国某部百科全书”中的动物分类高度疑似。诗不像诗，这是对一个诗人最为严厉的指责，可是杨小滨肆无忌惮地引进着几乎所有能想象到的文体。与其说这是引狼入室，不如说是瓮中捉鳖，他有足够的能力挑逗这些文体而非被文体控制。他在官方刊物发表的第一首诗歌《星辰奏鸣曲》亦步亦趋地采取了“奏鸣曲”的格式，可是他很快放弃了这种写作风格。这也表明他从写作之初就有“文体杂交”的冲动，只是当时没有玩弄奏鸣曲于股掌之上，而是被奏鸣曲征服。
法国作家雷蒙·格诺曾进行过文体极限表演，他在《文体练习》里用99种文体重复讲述一个简单的情节。这种表演的炫技成分过于明显，或许会有评论者称之为“后话语”对“元话语”的解构，而杨小滨的诗歌与这种分析模式若即若离。他的“后绝句”、“后律诗”里根本看不到绝句和律诗的影子，也谈不上对它们的直接反动，无情地抛弃了作为一种后话语的“后绝句”、“后律诗”。当访谈者让他举出一首作为元话语的“元诗”，他明知故犯地列举出关汉卿的“元朝的诗”。他一边拆解着“元话语”，比如在《履历》里写上“姓名：不详”、“工作经验：滥竽充数”、“党派：黑社会”；一边对“后话语”也颇为不恭，“后花园就是御花园”（《一家名叫“骚货”的时装铺》）不妨被误读为“后话语就是元话语”的隐语。后现代主义的摧枯拉朽，已经粉碎了常见的“元话语”，可是“后话语”却成了变形的“元话语”，或者说“元话语”以一种化整为零地方式潜伏在“后话语”里。这不是绕口令，当“后现代”成为一种笼罩性的“主义”，后话语也就是元话语。
在很多时刻，后话语和元话语之间是一种悖论式的并列，而不是谁征服谁的垂直关系。《信件·面包·书签》在两片文体（信件／书签）之间夹上一片面包，采用了汉堡包式的结构，只是把面包夹在了中间，又仿佛陕西的肉夹馍。“面包”在“信件”和“书签”之间创造了“饮食时间”，留下了缓冲和犹豫的时机，作者的三心二意让人不可捉摸。假设这组诗是《信件·问卷·书签》，我们可以快速地判断出它的方向，可是诗人故意在中间塞了一块面包，“难以下咽的五官／带着美的饥饿”不正是读者被面包噎住的神情么？与大快朵颐相比，“噎住”恰恰是一种悖论式的状态，“饥饿”然而“难以下咽”。规范型秩序是要解决悖论，在它那里悖论是危险的来源；而杂乱性秩序则会保留悖论，在这里面悖论可以唤起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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