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台湾学者南怀瑾的研究，“中华文化传统文化的精神，自古至今，完全以人文文化为中心，虽然也有宗教思想的成分，但并非如西洋上古原始的文化一样，是完全渊源于神的宗教思想而来。……所以要安排人的喜怒哀乐的情绪，必须要有一种超越现实、而介乎情感之间的文学艺术的意境，才能使人们情感与思想，升华到类同宗教的意境……”⑨便是这个“意境”让我们特别能够超脱于现实，又让我们从根本上彻底丧失了否定与批判的能力，更多的时候我们的大多数，想的只是如何安顿既为儒者又为道者的时时疲顿的心灵。然后让语言改造现实的事情常常成了一厢情愿的抒情和寄托梦幻的空谈。这，在后新时期亲身经历学潮、人文精神大讨论、自由主义言说与“新左派”的大争论以及中国思想界大分化全过程的韩少功，想必比我更明白更清醒。
比如关于“忏悔”的“象条”，韩少功说：“我不会忏悔是因为一个人靠父亲官职而取得特权是不可接受的，我不会忏悔是因为一个人因贫穷而受到歧视是不可以接受的，我有权对这一切表示反对，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权表示反对。”实际上，当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是出于他的硬汉性格，二是多少有点出自对官僚主义的洞察，只是他采用的办法并不合法；当年许多老百姓表达他们的个体反对权力，也是完全正确的，但也是不合法。而今的大面积腐败甚至文学都可以腐败（还有什么不可以腐败呢？），我们只有争取通过合法的渠道对其进行铲除，同时也绝不影响我们的个体反对权力。至于思想专制与思想极权，无论它是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也是我们永远都必须加以反对的。但是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反对”合法化，而不是出于硬汉行为（从韩少功的字里行间也足可读出韩先生的硬汉性格）？又比如知识问题，韩少功鄙视知识旅行，而强调亲历性知识的重要性：比如老外与当今的“高材生”们绝不可能真正理解文化大革命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一定要说理解，只能是想象：异地想象与异时想象。他们最最缺乏的是亲历性的真情实感。另一方面，韩少功也看到：“在好多国家或地区，农业和工业都不再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获利最丰的新兴行业，恰恰以远离自然物质为普遍特征，所需原材料微乎其微，赚钱常常只靠一个人脑和一台电脑，写字楼几乎就是生财的最大印钞机。”（“象条”：地图）就像高科技理论家鲍德里亚20多年前在法国所宣称的那样，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类象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象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如果说现代性是一个由工业资产阶级控制的生产时代的话，那么，与此相对立，后现代的类象时代则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码时代⑩。在此情势下，“知识旅行”也许并非完全无谓，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完全不同的语境里面真切地体会到其真实性。刚刚打完的“蚁象之仗”的伊拉克战争，实则便是一场模型化、类象化、符码化、信息化的战争，尽管在那巨大的类象与仿真之中掩盖了许多亲历性的血淋林，尽管你也可以从知识的亲历性角度指责美国人道德水准的低下，但是，作为后现代帝国主义的美国它仍然可以振振有词着他们的后现代道德观。不是吗？
当然，韩少功也自有道理。类象与仿真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说绝非真实，尽管我们而今也已置身在全球村之中，并经受着打击。同时，媒体信息的内爆，价值的位移，消费系统对人们的控制等等，却是我们而今正感受着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多数农村仍然生活在鲍德里亚所归类的价值参照事物自然用途而形成的第一阶段，我们的城市中人开始进入价值依照商品逻辑形成的第二阶段，只有少部分城市中人开始对应着一种符码——价值依据各种模型的拼装来展现自身（第三阶段），却又有为数不少的文人艺术家开始忙着捡拾“文明的碎片”了（所谓“碎形阶段”）。韩少功的立场显然是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的，他所感受着的显然也是大多数人所亲历着的真切的真实性，然后感受着“贫穷”的真实性和“富裕”的虚假性等等，之后干脆不加掩饰地流露出对财富和富人的厌恶。从获得财富的手段是否正当看，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社会是否为公正的社会。那么，法制化的社会构成难道不是我们当下应该努力而且需当身体力行的当务之急？假如我们的老百姓和我们的民族不能真正地富裕起来（也即“富裕”的真实性），那么，后现代帝国主义的“类象”和“仿真”造就的超真实，就将咄咄逼人而又虎视眈眈地直逼着你的贫困的真实。也就是说，即便是从真实的层面上看，我们与西方的后现代国家（也包括西欧）是完全处在不同的序列的真实观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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