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晕街”一词，语言对人的规定性几乎到了难出其右的程度：语言一经创造并包括书写，就渗透着人的思维与心理乃至生理，在表意与交流的活动当中，对人的行为以及行动构成的潜移默化与立竿见影，让人叹为观止——马桥人越是相信自己会晕街就越是晕街，越是晕街也就对“晕街”一词愈发深信不疑。然后，马桥人还喜欢“打玄讲”，正话反着讲，反话正着讲，不一定刻意，甚至很平常很日常，便是在这平常日常的马桥语境中，人们在撒播的外延中体会着对方的话意，我们则能感受着种种马桥人的生活，又如“散发”、“贵生”、“贱”、“不和气”等等。在这所有种种的马桥日常语言的分析之中，韩少功常常赋予词典的虚构的纪实色彩，有时则干脆是在作着记录的同时展开对用法的分析。我的意思是说，即便有时仅仅是记录，而且大多具有浓重的方言、地域色彩，却仍然折射出了诸多的汉语言思维定势以及书写威力，如“话份”、“汉奸”、“九袋”等。至于“神仙府”，则更是可见汉民族古老文化的诸多禅意。台湾学者南怀瑾先生以为：有关佛道禅境，“唐人笔记小说中，因为它的时代思想，受到禅宗与佛学的影响，固然已经开其先河，而真正汇成这种一仍不变的规律，嵌进每一部小说的内容中去，当然是到了元、明之间，才集其汇流，成为不成文的小说写作的规范。”③在《马桥词典》中，与其说是“嵌进”小说的内容中，毋宁说是记录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有关于佛、道思想早已是融入了我们全体国民的血液之中的东西了，根本就用不着再把它当作一种“写作规范”来遵守。不说韩少功是在超越“存在之悟”抑或超越“存在之思”——前者便是对那神秘的存在“道”的悟，所谓悟道；后者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先人而在的“存在”，人们的理性只是为了合“存在”之理——而致力于建构的的马桥语境，便是通过种种别具一格的日常语言分析，也让其文本的张力让诸多的所谓中国版的后现代文本黯然失色，这种张力的最显著效果，便是我们能够毫不费力地便能在其中阅读出我们自己的面目和灵魂。假如说笔者所推崇的王小波写作，其真实性方面国内小说几乎无人可比，而从小说的文本性与创造性角度看，我又对王小波小说多有不满足，而这种不满足我又恰恰从韩少功的小说创造中得到弥补，我甚至以为：韩少功的形式感与形式能力，在截至目前的国内小说中，堪称独一无二。
暗示“象典”：打击理念
假如说韩少功所曾经致力建构的马桥语境还是在一种叙事性的文本中展开，比如通过词典的150个词汇，我们所阅读的仍然是众多的故事片断和细节包括人物，所谓“说话就是做事”，毕竟还是在“事”上面做文章——那么，《暗示》则不再着眼于叙事，而着眼于词与物的关系。我们在阅读《马桥词典》的时候，尽管其叙事多为断断续续，在其被不断扩大的外延之中，我们不仅能够慢慢认清所指意义，而且能够慢慢汇总各个“做事”侧面的所说之人与所说之事，比如：“马疤子”、“汉奸”、“贵生”、“公家”、“神”、“梦婆”、“马同意”、“民主仓”，等等，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不同侧面（如文化、历史、民族、心理等）、不同年代（如民国、土改、文革、新时期农村等）、不同社会角色（如官员、土匪、医生、乞丐、农村干部妇女以及老男人小男人等）等，慢慢在脑海中丰富其文本所遮蔽着的和所显露着的种种生活图景，然后我们会再把它们慢慢统一起来，按我们各自不同的阅读经验与人生经验在其“前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着我们的当下理解并把握。而阅读《暗示》，上述的阅读方法以及其他的习惯阅读都将失去有效性。换句话说，韩少功的《暗示》写作本身也许便是一种阅读，或者毋宁说是在阅读中思考，或者在思考中阅读，也许：写作在这里只是他的一种阅读方式罢。我们已经很难在《暗示》的叙事中再把小说所揭示的生活图景统一起来、丰富起来，哪怕是某些个侧面的统一与丰富。我们已经不太可能在这个长篇文本里获得叙事性的“理解”，哪怕文本里偶尔也会显露出一些叙事的痕迹，比如知青回城之后的生活，比如学潮与学生领袖，以及大头、大川、小雁等仅仅只是符号式的人物，等等。假如说马桥语境里面展开的是语言分析，在具体用法中在放大的外延中揭示意义，那么，《暗示》则表示出对语言的最大不信任，然后直指意义的不确定与漂浮，用韩少功自己的话说：“我在写完《马桥词典》一书后说过：‘人只能生活在语言之中’……其实我刚说完这句话就心存自疑，而且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想写一本书来推翻这个结论。”④实际上，从《马桥词典》到《暗示》，韩少功基本完成了从“诗人”向“写作者”的转化，他不再想是一个超越历史的人，而只是一个身处历史偶然性机遇中的具体的人，他不管在“说”什么，显然都将为历史的具体境况所决定、所制约，并将随时打上时代文化的烙印，并且有效地体现出了其个体的有效性和真实性，尽管前者之中还多多少少地禀有天地之气的“诗哲”色彩；尽管后者之中仍然涉及“言、象、意”的本土语言本体论范畴，但他早已不像我们的先人那样仅仅为“言意之辩”而辩，甚至就连辩证法之辩也基本被悬置了（辩证法的好处是能够有效地杜绝机械论，坏处往往是能够把自身的问题搁置起来），而全力把“象”置在了“人生”与“社会”的最前台，或者干脆便是以“象”的解放解构了“言”与“意”，从而揭示并摧毁了种种的词“不及物”的理念和概念。
而这个“象”显然又有着无比丰富的内涵，其绝不仅仅只是符号之“象”，更多的时候是生存之“象”、现象之“象”之“具象”；尽管有时也涉及“图像”符号系统，比如“镜头”、“广告”、“电视政治”，大多仍然是文字符号系统的扩张与变异，却几乎不涉及原始之“象”，比如“天象”、“卦象”、“易象”以及“易理之象”等等，更是彻底摒弃了形象之“象”。这样，从以边缘解构中心的意愿上说，以意象形态颠覆并解构意识形态，《暗示》与《马桥词典》完全一脉相承，甚至还有较大面积的全面推进，以至它们甚至有着共同的表征：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元叙事”；不满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和专制，不对既定制度发出赞叹，不对已有成规加以沿袭，不事逢迎，睥睨一切，蔑视限制；冲破旧范式，反叛旧秩序，期望不断创新与超越——而这些，恰是利奥塔所描述的后现代精神。而我们中国眼前的现实状况是：生存语境尚处在前现代当中，现代性的实现尚处在举步维艰当中，而后现代浪潮又早已滚滚扑面而来……这样，就像必须忠实于马桥语境的语言分析一样，面对中国当下语境，韩少功笔下的“象”就不能不跨越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后工业）文明之间，从而让这个“具象”就变得更加跃动不居——比如“文以载道”与“党八股”，“夷”与“国际歌”与“卡拉OK”，“墨子”与“乡戏”和“忠字舞”，“商业媒体”与“行为艺术”和“粗痞话”，“色”与“骨感美人”和“甘地”，“声调”、“抽烟”与“裸体”，“空间”、“记忆”和“爱情”，等等，光是从这些言词字面上看，还从不同侧面跨越了历史、文化、地理、民族、年代、心理、精神、情感、时尚和知识……真可谓其是包罗万象之“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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