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哲学硕士叶勤女士的研究⑤：我们的先人《易传》的著述者发明的这个“象”，本来是为了解决“言”与“意”的错位关系，试图通过这个神秘莫测的“象”来彰显“言”所不能尽传的圣人之“意”。同时又有庄子的著名的“得鱼忘筌”之说。到了魏晋玄学时期，王弼又进一步把它发展成为既带有生成论色彩又带有本体论意义上的“言/象/意”的三维结构。无论是《易传》的著述者抑或后来的王弼，恐怕谁都料不到相距两千年左右，而今在他们的后人韩少功手上竟会变成如此地跃动不居：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甚至桀骜不驯，甚至横扫千军万马，如入无人之境。韩少功笔下的“言”表达了无数的“意”，却只是为了描述那个“象”，怎么也不去传达那个圣人的“意”，更不用说去彰显什么圣人之“言”了。其“象”也并不在三位一体的本体里独尊一元，比如：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循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王弼语）⑥而是反其道而行：言以象著，象以意无尽。但“象”并没有就是一切，“象”在这里只是被韩少功还原为大千世界的现象之“象”罢了。应该说，这才是韩少功的重大创造性之所在了。
更重要的是，韩少功借用了大千世界的“具象”：事象与物象，为众多的被“言”与“意”的无数遮蔽去蔽，去蔽的目的倒不一定在于能够进入什么澄明之境，却完全在于回归“象”的真实。而回归“象”的真实，首先要做而且也惟一可做的就是打击由种种语言编织的理念和观念，尤其是一开始就从本土意义上的“得意忘言”（王弼）与“言可尽意”（欧阳建）的“语言公案”中披荆斩棘，同时却是有意绕开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言与白话之争以及文字敬畏的批判（比如胡适对“名教”的批判等）和文字改革等等，而是完全另辟了蹊径：直接面对了语言与存在，或者干脆便是语言对存在的遮蔽，然后面对无数的“言不及物”，比如“无厘头”、“革命”以及“暗语（1-6）”、“烟斗”、“电视政治”等等，还有众多的我们耳熟能详的日常意识形态中的种种“不及物”，然后我们便在上述种种的“词不及物”的无厘头与语言事件之中，感受着“象”的无所不在与跃动不居，感受着言说着的意象是如何在漂浮的意义中无所依附，然后感受着“象”的真实性是如何地真真切切地远离我们而去……从而才造就了我们自身的当下这个砸不碎、咬不烂的柔韧无比的人文主体的。这样，《暗示》所揭示的就完全不同于《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所作的那样：一心追究哪些事物被排除出了言说，搜寻“权力”与“制度”为人们都暗设了哪些语言禁区，然后告诉我们知识又是如何地塑造了他们的身体的。
这就等于说，《暗示》似乎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理论的突破。
事实的确如此。《暗示》的理论突破窃以为在于其坚执美学感性之维，基于自身深切体验着的语言现实，用自己的眼光进行独到观察与研究，写出了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心存忧虑”的“关于直觉认识的科学”之一种。韩少功采用的是非常感性的小说（实则乃大散文）笔法，企图“对生活中万千声色的含义、来源以及运用规则”作系统的记录整理，编撰一本世上从未见过的“色典”（感性生活之典）或“象典”。或者从阿多诺的否定性意义上说，艺术应打破传统艺术追求完美性、整体性的幻想，用不完美性、不和谐性、零散性和破碎性的外观来实现其否定现实的本性⑦——那么，《暗示》是继《马桥词典》之后的韩少功又一部颇具批判性、否定性和独创性的长篇小说。
然而，不管是理论还是小说，我们自身的问题恐怕还是不能依美学感性之维能够解决。“象典”以极其感性的“象”为武器，有效地摧毁了由“语言”构造和编织的种种理念的同时，却又让自身的言说成了“色典”理论（或者叫跨文体或者两栖作品）。而坚执美学感性之维，关于语言参与改造现实的事情可能反而会给我们自身的问题带来诸多的复杂性：因为我们的人文主体从来便是坚执美学感性之维的，而恰恰是这个亘古不变历久弥新的人文主体，给我们带来了不知有多少的积重难返的无比可怕的精神后果。就像福柯所看到的西方的知识是如何通过他们的社会控制了他们的身体，韩少功先生似乎应该看到：我们东方的人文又是如何通过我们的社会控制了我们的身体的。对于像韩少功这样的一位天资过人学识渊博的作家，向他提出一个这样的前沿问题我想不应该是苛求。
词典与“象典”的背后
我们若不加分析地听从马尔库赛的新感性文论指引，以为美学的历史地位将得到改变，美将在对生活世界的改造中，也就是说，在成为艺术作品的社会中表现出来——我们就应该：坚执美学感性之维。恐怕是我们首先就搞错了对象。马尔库赛以为，资本主义的社会与技术统治在语言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封闭性连续体，单向度的管理语言与操作语言阉割了人们内心存有的否定意向与超越高度。⑧那么，我们自己又是怎样的语言管理与语言操作“阉割”了我们内心存有的否定意向与超越高度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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